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性别暴力知识库

性别暴力知识库》由橙雨伞公益联手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开发,系全国首部最全面的性别暴力知识库,它运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可能遭受的各种暴力,故事性和可读性强。武装你的大脑,充实你的学识;让女性远离暴力,让受害者学会自救,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我不回村,北京很好但何时才能融进去?

 
导语:东艳是上亿打工女性中的一员,她努力改变自己的外貌、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试图成为这座城市中真正的一员。然而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真正的城市融入更需要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困境,为流动妇女提供更好的服务。
 
彩霞见到好朋友东艳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她顶着一头红色的短发,嘴唇上抹着紫色的口红,假睫毛像一对好看的蝴蝶翅膀。彩霞从东艳的拥抱里挣脱出来,有点儿小心地问:东艳,这真的是你?东艳拍拍她的脸,指指自己胸前的牌子说,有别人在的时候,记得叫我Lisa,L-I-S-A。
 
东艳还穿着制服,她在一家夜总会卖酒,跟老板请了一个小时假,来车站接彩霞。彩霞拖着一个大箱子,手里还提着个大塑料袋,那是奶奶给东艳带的腊肉,自家过年杀的猪,最好的后腿肉,用报纸一层层裹好,还是滲出油来。东艳说,好香!不过这个不能多吃,吃腊肉会发胖,也不健康。
 
两个姑娘亲热地搂抱着,还像小时候一样有说不完的话。彩霞问,你家怎么去?还要坐汽车不?东艳瞥了她一眼,娴熟地在一个招揽客人的黑车司机前停下,用普通话问:东阳路,10块钱走不走?
 
彩霞坐了一天一夜火车,来这座城市里找最好的朋友东艳。东艳已经出来四年了,在她的描述里,这座城市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出租车七拐八拐,停在一个老小区门前。东艳说,刚来的时候,我跟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现在跟几个同事合租,房子是旧了点儿,不过总算是一人一间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自己住真舒服,你找到房子前,就先跟我住吧。
 
东艳再回来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她去卸妆、洗澡的工夫,彩霞把腊肉薄薄的切了几片,两面煎煎,又开了一包花生,摆了两个小碟,俩人靠在沙发上聊天。东艳从包里拿出一瓶开过的红酒,倒在两个细细的高脚杯里,对彩霞说,敢不敢试试这个?咱们村里没有,外国的酒。
 
喝了几口,彩霞壮起胆问她,东艳,你都24了,没跟大刚回家你后悔不?
 
东艳把手里的高脚杯举起来,对着窗外远处阑珊的灯火,说——
 
我不后悔。城里的姑娘都不着急,我也不急。她们都到30岁才结婚呢。可是说不急是假的,我们不能跟城里的姑娘比,离开大刚我也哭过……以前我都把钱寄回家里去,现在我不管了。弟弟有爹妈呢,轮不到我养着他。毕竟他已经上大学了,以后他要是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有了城市户口。可是我呢?早早就离开学校,没什么文化。爹娘不会真心为闺女的前途着急。正经的工作,谁会要我们这样的?没工作没户口,一旦走了就永远走了,这个城市跟你再没半点瓜葛……我现在努力存钱,为自己。那个村子我是永远都不想回去了,县城我也不想回去。一过了二十几岁,女人们好像只能在家里生孩子,围着灶台转,做家务做农活。可是留在这里,我能每天漂漂亮亮的,又能赚钱,见世面。要是我不说,你知道我是村里来的吗?我比城里的姑娘还漂亮。在城里多待一天我也愿意,说不定明天我就遇到个想跟我结婚的城里人,那我就真的不用回去了……
 
东艳的声音越来越慢下去,她终于蜷缩在沙发里睡着了,彩霞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回去。
 
努力融入城市的“打工妹”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沿海城市聚集了大量从内地来打工的年轻未婚女性,她们大多在农村长大、学历不高,在大城市的工厂、饭店和服务行业谋生,被当地人称为“打工妹”,这个称呼很快流传到全国。
 
东艳和彩霞就是这样两个普通的“打工妹”。她们也是数以亿计打工女性的缩影。我国当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预计有流动人口2.11亿,其中女性约为1.05亿人。全国妇联2006年在北京、上海、南京、厦门等10个城市对995名打工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近20%的妇女认为“到现在都感觉融不进城市生活”。
 
都市里的农家女
 
流动妇女的城市融入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近二十年来聚焦的话题之一。澳大利亚学者杰华(Tamara Jacka)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用数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海淀区农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以“他者”的视角,用学术语言去描述那群走出农村,到繁华都市谋生的底层“打工妹”的喜怒哀乐,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在城市社会秩序中,无论是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还是工厂里的工人,都有相关的一系列身份认定与相关的福利保障,而“打工者”则是没有的。她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像东艳一样,尽管在城市生活工作了许多年,但是她从心里知道自己没有市民的身份,而只是城市的暂住者。正像杰华在书中指出的,“打工”这个术语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些农村女性来到城市,把他们的青春与血汗奉献给了城市,但是她们始终只是城市的局外人,她们无法真正“进入”城市。
 
让她们留下
 
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城市融入不仅仅是其地理位置的转移,还包括其生活方式、生存理念、文化融合、社会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转变。在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已经发生近20年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特别是女性)的城市融入问题亟待解决。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改革,以帮助农村劳动力更好地融入社会,例如持续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帮助打工女性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仍然任重道远。
 
为打工女性提供服务的友好机构
 
为打工者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其服务内容一般都涉及到广义的社会融入,例如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扎根外来务工者集中地,主要为打工姐妹及打工子弟服务。北京工友之家一直致力于打工群体的文化教育事业,目前正在开展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社会企业、打工历史博物馆等项目和活动。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原小小草)旨在服务深圳地区的一线工人,增强工人法律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友爱互助精神。
 
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
 
 
北京工友之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皮村
 
 
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市场石岩浪心村一路8号
 
咨询电话:0755-28650211
 
 
本文关键词:城市融入
 
本文作者:杨力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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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破灭,留守儿童再成二代农民工

 
导语:16年前,张琴的父母跟随打工潮,背井离乡来广东打工。他们唯一的梦想是期待能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让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由于从小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照料,日渐成年的张琴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怨恨。她终于重蹈父母的覆辙,以退学打工宣判了父母梦想的破灭。张琴和母亲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的缩影,她们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打工妇女“留守”还是“流动”的艰难抉择,以及毫无选择的贫困代际传递。
 
张琴今年16岁了,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村庄。她在附近的镇上读初中。张琴有个弟弟叫张阳,11岁,在村里上小学五年级。
 
张琴才几个月大,妈妈就流着眼泪离开了家,跟爸爸一起去了广州的一家工厂打工,把她留给了爷爷奶奶。五年后,张琴有了弟弟,但妈妈还是不能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家的地薄, 即便妈妈留在村里务农,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几个钱。在外打工,她每个月至少能赚到1000块钱。
 
爷爷身体一直不好,这几年都是姐弟俩跟着奶奶干农活。张琴周末回家,一刻都不休息,她在地里拔草、收拾庄稼,上山打柴,回家做饭、喂猪。张琴和弟弟都很羡慕那些妈妈在家的孩子,他们多想能像其他小伙伴那样,可以依偎在妈妈怀里成长。可是每年都说“妈妈就快回来了”的妈妈,过完年还是会跟爸爸再去打工。
 
其实爸爸妈妈在外面,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妈妈,每周跟张琴通过电话后常会流泪,会感到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 他们人生最大的盼望是儿女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离开贫苦的农村, 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不要再像他们一样打工。
 
每到重聚的时候,张琴都期待妈妈今年不再去打工了,留在家里,让她和弟弟也尝尝有妈妈的滋味。可是她今年又失望了,不顾姐弟俩的阻拦,妈妈还是执意要走。
 
奶奶和爸爸妈妈一样,总是督促姐弟俩的学习,讲学习才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可是爷爷就从来不这样,他更关心姐弟俩的成长。今年春天,爷爷去世了。张琴伤心欲绝,在她心里,爷爷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回来参加爷爷葬礼的妈妈又一次坚决地离开他们跟随爸爸去打工。从那一刻起,本来就厌倦了学习的她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
 
张琴退学了,她辞别了奶奶、弟弟,去爷爷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决然离开了家。她南下广东,但并没有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广州,而是选择去东莞的制衣厂找她的小伙伴。制衣厂的工作活又多、收入又少。几个月后,她换了工作,来到一家酒吧卖酒,在震耳欲聋的Disco舞曲里,她不知道自己离这座城市究竟是更近还是更远。她觉得自己自由了,自己赚钱自己花,远离没有母爱的家,她也从不主动联系父母和弟弟。
 
张琴的选择彻底击碎了爸妈的梦想,他们问自己:这十几年打工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留守”还是“流动”的两难抉择
 
本文中的故事来自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纪录片通过一个打工人家的遭遇与抉择,真实还原了中国几千万个打工家庭的生活状况,也由此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因为父母都外出打工,张琴和张阳姐弟俩成了留守儿童,而与他俩有同样命运的孩子还有很多。根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3年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21.88%。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像张琴和张阳一样在家乡留守的孩子,由于母爱和家庭教育的缺位,孩子无法在家庭中获得完整的关爱和呵护,许多孩子敏感脆弱,心理健康状况堪忧。而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也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城市里为流动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质量难以保障、频繁的搬家、在城市里遭受歧视和边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流动儿童的境遇十分糟糕。因此,“留守”还是“流动”成为许多农村妇女的两难选择。“留守”意味着放弃一份经济收入、夫妻两地分居;而“流动”的选择让妇女进一步面临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的困境。
 
家庭团圆关爱留守儿童
 
如故事中的张琴姐弟,留守儿童普遍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与心理封闭症结。父母的关爱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直接导致留守儿童的诸多心理问题,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于2016年初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教育部将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简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手续,并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下一步,随迁子女将全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
 
在对农村妇女的“打工”和“留守”的研究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将留守儿童分为三类: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外出。研究表明,母亲外出打工而导致的母亲陪伴的缺位,对儿童的不利影响尤其突出。而要解决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带孩子的问题,孙宏艳认为有两条路径:第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促成孩子与父母团聚;二是减少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农村儿童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则认为,目前我国64%的人口集中在前50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里,虽然我们正努力激发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但这些城市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仍然无法满足两亿多流动人口的需求。国家需要有更好的政策设计,才能在提高人民福祉的前提下,积极引导人口流动,而不是让政策成为阻碍家庭团聚的障碍。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流动人口的去向,二是一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
 
关爱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政策与服务
 
近十年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五年规划”、《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通知》、《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文件。从参与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的部委来看,部门数量显著增多,有利于从多个角度开展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家庭教育工作已将流动、留守儿童作为独特的群体开展工作,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逐渐明晰;特别是从最近的“五年规划”来看,“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提法更加强调了政府的职能和接受指导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
 
在政策指引下,“托管家园”、“代理妈妈”成为开展留守和流动儿童服务的主要模式。例如北京的“四环游戏小组”;重庆市、杭州市、长春市的“代理家长”行动,参与家庭数万乃至数十万;广东省的“爱心父母牵手困境儿童志愿行动”等。
 
 
本文关键词: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 二代农民工

本文作者:杨力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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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套安全、舒适能承受的房间,真难!

 
导语:理发师小雅来北京追寻事业的梦想,但几个月来接二连三的找房、租房经历让她感慨——北京虽大,无处容身。本文着重介绍了在租住转租房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小雅初中毕业就开始在东北老家学习美发。她先是当了三年学徒,18岁那年,就成了“师傅”,在当地红火的理发店当上了发型设计师。小雅不安于现状,总是想去大城市闯一闯。20岁生日刚过,她便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她先是去投奔小娟,她们十几岁的时候一起当学徒,是多年的好姐妹。小娟跟两个同事合租一套单元房里的一间,三张单人床几乎已经把一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小雅只好跟小娟挤在一张床上。
 
幸好一个星期后,小雅就找到了工作,她被很有名的一家理发店录用了,但是要先干半年学徒。让小雅欣慰的是理发店提供免费住宿。店主在店铺附近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两间是男员工宿舍,一间是女员工宿舍。宿舍都是上下铺,小雅跟另外五个女同事合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床铺。
 
在这个集体宿舍,小雅经常整夜睡不着觉。上晚班的同事夜里12点才回来,如果晚班之后再去宵夜,回来就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她受不了一整夜总有人来来回回地开门,这常让好不容易入睡的小雅又被吵醒。更让她难忍受的是和十几个男同事共用一个卫生间,就算半夜去上厕所也要穿得严严实实,在卫生间门口排队。想洗个热水澡就更难了,她几乎两周才能排上洗澡的队,刚洗不到五分钟,外面就有人敲门要上厕所。三个月之后,小雅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决心要搬出这个宿舍。
 
北京的房租实在太贵了!跑了几天租房中介,小雅了解到,市中心一套房子里的一个房间,平均月租金是2000元,这基本上是小雅工资的一大半了。四环外的房子便宜多了,可是离上班的理发店太远,她下了晚班就没法回去了。想来想去,她只能找一个朋友跟她在附近合租一间才行。
 
小雅一边寻找合租的室友,一边继续看房。又过了几周,一个也在外面租房子的同事丽丽向小雅发出了邀约。丽丽和她的朋友在外面合租了一个房间,因为朋友最近要搬走了,所以丽丽邀请小雅跟她一起住。
 
房子就在理发店旁边的一个老小区里。全套的面积只有50平方米,几乎没有客厅,厨房洗手间又小又局促,但好处是两个小房间都朝南。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的也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女生——这套房子是她租下来的,因为无法承受房租,所以把另一个房间转租给丽丽。房子里的电器和家具虽然老旧了一些,但都干干净净的,布置也很温馨。小雅看了房,就决定搬进来跟丽丽一起住,她的房租是1000元每月,水电另算,三个人平摊。小雅几乎把手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二房东交了押金和半年的房租。
 
能穿着睡衣在房子里随意走动,上厕所不用排队也不用担心有人偷看,基本上能每天洗澡,这样的感觉真好!
 
万万没想到的是,好日子才过了三个月,真正的房东就找上门来。原来二房东转租房间的时候并没有和房东打过招呼。多事的邻居对房东说,他的房子里住着两个“发廊女”。房东很不高兴,马上就来了,尽管三个人一起解释,丽丽和小雅并不是所谓的“发廊女”,而是在正规理发店工作的理发师,但房东仍然勒令她们在一个月之内搬走。
 
小雅不由得悲从中来——这么大的北京怎么就没有我小小的栖身之地呢?
 
找到合适的房子不容易
 
我们已经在“城市融入”的章节中了解到,打工女性初来大城市,可能会遇到许多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其中找房、租房就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住”的支出往往是打工女性最大的生活开销。
 
找到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又较为安全、舒适的租住房往往要经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许多打工女性像小雅一样,在租房时并没有仔细考察房东的具体情况,就着急将房子租下来,事后才发现“转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经过房主的许可,第三承租人往往会因为各种理由被“扫地出门”。此时与“二房东”的口头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在下面的法律框架中,我们将支招在遇到“二房东”转租房屋时,如何规避转租的法律风险。
 
租住转租的房屋应该注意什么?
 
在租住转租的住房时,承租人应该注意:1)查看“二房东”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和“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2)签订合同时,应该清楚地约定房租包含的内容,例如是否包括水、电、暖、煤气(天然气)和物业管理费等,如果上述事项不包括在内,应该明确由谁承担、分摊办法和支付方式等。3)明确租赁期限、房租支付时间和付款方式,并要求出租方提供租金收据。4)对能否再转租做出约定。5)明确违约责任和违约的补偿标准。6)入住前检查屋内家具、电器、其他设施的好损情况,并约定维修责任。7)应对提前终止合约的情况做出约定。
最重要的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得到“大房东”的书面同意,而且转租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不能超过原“二房东”和“大房东”的主合同约定期限,并且转租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各种事项都不能超越主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得到了“大房东”的书面同意,也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转租。只有满足以下情形的承租人才可以转租房屋:1)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不超过20年,超过的部分无效;2)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不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3)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业转租给第三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合同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4)出租人出售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以下是限制转租的情形:1)承租人拖欠租金;2)承租人在承租房内擅自搭建;3)预租的商品房;4)租赁合同中未约定可以转租,且出租人不同意转租的,承租人也不能擅自转租;5)承租人擅自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
 
本文关键词:打工、租房、农民工
 
本文作者:杨力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图文无关。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小学老师VS超市收银员,找个工作好难啊

师专毕业的团子求职不顺,她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又如何避免那些性别歧视和试用期陷阱。
 
团子师专毕业前,老家乡镇的小学校长邀请她回去任教。岗位有编制,虽然待遇不高,但是工作体面又安稳。团子喜欢当老师,可是她不愿意回老家。
 
团子的梦想在北京。
 
团子一毕业就来北京投奔在火锅店打工的表姐。两三周之后,她摸清了周围小学的情况。
 
团子鼓足了的勇气,才敲开了第一家小学人事处的门。人事处的老师看了看团子精心准备的简历,对她说:“抱歉,我们小学招聘都是走程序的,一般都是每年年底招聘第二年的应届毕业生。不在计划范围内的我们不考虑。”
 
团子热切地说,说:“我不要户口,也不要编制,只要你们收下我,干什么都行。”对方的回应是:“我们目前也不需要临时工。”团子的第一次应聘就这样失败了。
 
可是团子不灰心。就这样,团子走遍了附近的七所小学,被拒绝了七次。
 
表姐对团子说:“北五环外有好多给流动儿童开的学校,不然你去那儿试试?”
 
周一一大早,团子转了三四趟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表姐说的地方。可是出了市区,地方真的是又脏又差,还不如老家乡镇的环境好。她经人指点,找到一所小学。
 
这所小学是私人开办的,连正式的牌子都没有,只有民居改造的三间教室,因为小院子里的排水系统不好,刚刚下过雨的地面上污水横流。团子见到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她刚说明来意,这位负责人马上表示愿意接收她,但是试用期的工资只有500元一个月,也没有三险一金。
 
团子逃似得离开了。她不甘心放弃当老师的梦想,也不愿意离开北京城。
 
团子到北京三个月,身上的钱差不多花光了。表姐又对团子说:“不然你来我打工的这家火锅店干吧!虽然“服务员”这个名字不好听,但待遇也还可以。”
 
就这样,师专毕业的团子找到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成了表姐手下的一个实习服务员。
 
可是刚干了两个月,团子就再也吃不消了。当团子看到附近的一家大超市招聘收银员,团子马上就去应聘,并且一试就中。
 
同时被录取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但三个月试用期过后,他们两个中表现好的那个才能最终留下来。试用期先不签订合同,但是超市给的薪水还不错,团子这样的新手也能拿到3000块。
 
可是她后来才知道,和她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只是初中学历,却能拿到4000块,因为他是男的,偶尔帮理货员上货,所以起薪就比团子高。
 
团子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和主管提出来,表姐劝她说:“你就认了吧,如果你去跟主管谈涨工资,三个月以后走的那个肯定是你。开一样的工资,哪个雇主都不愿意要女的。”为了留下,团子真的就忍了。
 
一转眼,团子在超市的试用期满了。可是主管却再也不提转正的事,她忍不住去问,主管却说:“我们觉得你很能干,但还是觉得了解不够,再试用两个月吧!”。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
 
师专毕业的团子很清楚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是当老师,但是她不清楚在北京应聘小学老师的流程,也不了解当地的岗位要求,而位置偏远、条件较差的岗位又无法满足团子的要求。
 
因此她的就业期待和大城市劳务市场能够提供的岗位是不匹配的。
 
此时团子快速调整了自己的就业期待,去表姐介绍的火锅店打工。但是这段工作经历也是不愉快的,团子急于就业,忽略了自己“不能忍受火锅的味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份工作也干不长久。
 
最终,团子发现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既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待遇也不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理想岗位。
 
许多农村女性到城市务工是“有备而来”的,因为有亲戚、朋友或是熟人的指引和介绍,她们已经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像团子一样,仅怀着期待和热情来到城市找工作。
 
要顺利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首先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包括自己的兴趣、特长、能力、不擅长的事(甚至是禁忌)。其次要对自己期待的岗位做出合理的评估,包括招聘的流程、对应聘者资质、能力、经验的要求和该工作岗位能够提供的福利报酬等。
 
一般而言,对于同样的工作岗位,大城市的招聘流程相对规范,对应聘者的要求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竞争比较激烈。
 
工作中的性别歧视
 
团子终于在超市里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岗位,可是仅仅因为她是女性,无法帮忙做岗位职责以外的力气活,她的工资就比学历不如她的男性同事低许多。团子觉得这很不公平,但由于担心提出异议会引起主管的不满,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
 
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十分普遍,许多工作岗位在招聘时,只录用或优先录用男性。在同一岗位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性别歧视背后的社会偏见一般是:由于生理性别差异,女性力气较小,她们的生育、经期等也会增加劳动成本;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很难像男性一样“以事业为重”;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例如认为女性“竞争意识弱”、“综合素质低”等等。
 
解决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目标实现的前提是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异观念,为女性提供更加宽松的就业环境;完善法律体系,在立法中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增加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其综合职业素质。
 
当心“试用期陷阱”
 
团子与超市建立了口头协议,试用期三个月,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约定的试用期满后,雇主并没有如期给她转正,而是单方面延长了试用期。
 
因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许多找工作的人急于就业,而忽视了自己在试用期的权益。有的雇主更是利用这一点,精心设计“试用期陷阱”,使劳动者上当受骗。下面我们对常见的“试用期陷阱”进行一个分析:
 
1、先试用,不签订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只有签订正式劳动(聘用)合同时,双方才可以约定试用期,而不是在试用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换句话说,订立劳动合同是约定试用期的前提条件。关于试用期的口头约定无效。
 
2、随意延长试用期:
雇主会在双方约定的试用期快要结束时,找个看似“正当”的理由,例如时间太短,考察不全面等,要求与劳动者重新签订一个试用期,以做进一步考察。事实上,试用期长短法律有明文规定,雇主不能随意延长试用期。
 
3、试用期内可以随意炒鱿鱼:
有些雇主会在试用期满的前几日毫无理由地将员工开除,对劳动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在试用期内,雇主不能无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是需要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并举证,才能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本文关键词:找工作、性别歧视
 
本文作者:杨力超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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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打工妹的焦虑:怎么办,和城里人恋爱了

 
导语: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的农村姑娘王文兰,因为和上海人小陈的恋爱而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打工女性尽管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但是农村身份和户籍制度给她们带来的自卑很难消除。
 
昆仑饭店客房部的领班王文兰和她手下的实习生小陈恋爱了!
 
这个消息在整个客房部一百多人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从一名普通的客房服务员一直做到整个部门的领班,28岁的王文兰已经在昆仑饭店工作了整整七年。
 
七年来,同事眼中的王文兰不苟言笑,像一部工作的机器,绝对不会把私事和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来。小陈才来了三个月,居然就让王文兰的脸上绽放出羞怯的笑容。这对于整个部门来说,无异于是一颗重磅炸弹。
 
对于王文兰来说,小陈强大的追求攻势带给她的不仅是初尝爱情的甜蜜,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和顾虑。
 
王文兰不是不想跟同事说笑,她深知自己是用超过别人十倍的勤恳才能取得今天的职位。十几年前,爹娘没有因为她是女儿就中断她的学业,而是果断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头猪,砸锅卖铁供她来上海读了“酒店管理”的大专。
 
如今,她只能用百倍的努力回报爹娘,自从她参加工作以来,就承担起供养两个弟弟读书的责任,如今大弟刚刚考上研究生,小弟也马上要大学毕业了,她节衣缩食的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可这苦日子毕竟还没到头。除了上班的两身制服,这么多年,王文兰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她用的擦脸油是两块钱一支的凡士林,头上的皮筋都是客房部清扫垃圾时拣出来的。每个月底到手的5450块钱,她寄回家5000。
 
小陈也是大专生,他学的是汽车修理。来昆仑饭店前,小陈在4S店当了五六年的汽车修理工。不久前他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右手的食指,他爸妈再也见不得儿子吃这个苦。伤愈以后,爸妈强行把他送来昆仑饭店,从实习生干起也要转行。
 
王文兰深深的顾虑和担忧不是因为小陈比她小一岁,更不是因为他仅仅是她手下的实习生。
 
而是因为小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自从生活里有了小陈,王文兰第一次觉得自己和生活了十年的上海有了真正的牵连。这一牵连不仅是甜蜜的,也带着隐隐的刺痛。她害怕小陈问起她的家人,她担心他牵起她的手之后发现那些劳作的痕迹,她担心他因此而轻视她。
 
有一次,他看见她钱包里的身份证,忍不住举起来仔细端详,她的脸骤然间烧得火辣辣的痛——因为身份证上她的头像还是那个脸蛋上有高原红的农村姑娘,地址还是她不想提起的农村。
 
然而小陈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一样的神色,他反而饶有趣味地说起,十几岁的时候他爸妈曾经带他去过王文兰家附近的一个旅游区玩过。他向往地说:你们那儿的空气真好!
 
小陈离开后,王文兰反复回味着小陈的话,怎么都觉得“空气好”是一种讽刺。除了“空气好”,她想不出她的家乡有哪里可以和上海相提并论。
 
王文兰这一晚又没睡好,夜里,她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抽出来,收到了抽屉最下面的那一层。
 
成为“城市人”的期待
 
过去三十年间,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异和户籍制度造成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污名化。“农村人”和“城市人”不仅是划分城乡身份的依据,更由此滋生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偏见和歧视。
 
近十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取消农业税、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发展。但是城乡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消除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程。
 
文中的王文兰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立住脚跟的“农村人”。由于与上海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进一步多元化。“农村人”与“城市人”的身份连接、“农村人”这一称谓隐含的偏见与歧视,让王文兰心中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逐渐清晰化。
 
打工女性为“农村人”的身份认同感到羞耻和自卑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这种羞耻和自卑可能会导致打工女性更难融入城市生活,为此改革户籍制度、缩小城乡差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期待。
 
如何看待“农村人”?
 
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3500人开展了一项针对农村人歧视的调查。
 
51.2%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对“农村人”的印象改变了很多,然而,仍有高达40.3%的受访者认为“农村人”的称呼仍有歧视的内涵,28.4%的受访者表示“农村人”是否有歧视内涵要视情况而定,其余31.2%的受访者表示“农村人”只是一个区分城乡的中性称呼。
 
无论“农村人”的身份和称谓是否具有歧视内涵,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中,53.9%的受访者认为“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差距仍然很大。
 
在同一项调查的质性访谈部分,受访的北大学生梁小平认为,“农村人”是一个他迫切希望摆脱的标签。他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和不适应相对比较容易客服,真正难以改变的是自己多年来在农村生活而形成的思维。他认为城里孩子的谈吐、眼界、思考问题的逻辑等,都是他没有的,需要不断模仿和学习。“即使没有人歧视我‘农村人’的身份,我也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我身边的很多农村同学都有类似的心理。”
 
 “农村人”身份的研究
 
除了针对“农村人”身份的社会调查以外,近年来,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打工女性身份认同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兴起,这些研究大部分侧重于女工的自卑意识和树立身份认同的努力,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在对打工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下,作者主要考察了打工女性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性别身份认同”。作者认为,打工女性的阶级身份认同整体而言是模糊的,她们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她们又具有非常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
 
“打工妹”这个称呼暗含较低的社会地位,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阶级认同与性别认同给打工女性带来负面的心理体验,例如自卑、边缘、不自信、无奈、放弃、向往、高估而不是歧视男性特征和性别身份。
 
 
本文关键词:身份认同 城乡差距 性别歧视
本文作者:杨力超(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