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性别暴力知识库

性别暴力知识库》由橙雨伞公益联手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开发,系全国首部最全面的性别暴力知识库,它运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可能遭受的各种暴力,故事性和可读性强。武装你的大脑,充实你的学识;让女性远离暴力,让受害者学会自救,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妈妈终于生了弟弟

 
 
导语:在中国,有无数家庭为了要个男孩而不辞劳苦,甚至不惜以幼小生命和母亲健康作为代价。这样扭曲的社会文化为何出现,谁是受害者?
 
我为什么不能有个妹妹?
 
六岁的小盼觉得很神奇,妈妈的肚子总是一会大,一会小,可是那个传说中的弟弟却总是迟迟不来。村里的人常会逗小盼玩:你想要妹妹还是弟弟呢?小盼哪里知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期盼什么,脱口而出:当然想要妹妹呀!村里人哈哈大笑,笑得意味深长。
 
小盼出生后,因为生活压力,爸爸就在邻县一个小餐馆做厨师,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家里的事情一直由奶奶和妈妈照顾。小盼两岁之后就跟奶奶睡,觉得奶奶对她很好,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妈妈跟奶奶之间总是有点怪怪的。妈妈偶尔会愤愤不平地对小盼说,你知道吗,你出生的时候,你奶奶走到医院门口听说是个女孩,气得转头就走。
 
小盼妈妈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跟爸爸结婚不久就生了小盼。自此之后,小盼妈妈成天听奶奶的唠叨,“你怎么这么没用”、“没有儿子怎么和老祖宗们交代啊,不能因为你断了我们家的根儿啊…”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小盼的妈妈觉得自己有义务给夫家生个孙子,续上香火。
 
为确保生个男孩,每次小盼妈妈怀孕后,都和爸爸四处托人,找在医院工作的远房亲戚做B超,以确认胎儿的性别。
 
小盼五岁之前,妈妈因为B超检查是女孩堕胎过三回,最严重的一次是胎儿八个月引产导致的大出血,小盼妈妈差一点没了性命。
 
病房手术台上,那个和正常出生的婴儿几乎没什么差别的“小东西”经过医生带着橡胶手套的双手从母亲温暖的腹中变为无用的“医疗垃圾”,被放置在另外一边,那小嘴微微张开的样子就好像下一秒他就能哭出声来。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被抛弃的小生命正是全家期期而不得的“宝贝男孩”。
 
小盼奶奶听到消息,用力一跺脚,发出一声惊人的哀嚎,之后几个月,她都咬牙切齿地叨唠着对医院的怨恨。从始至终,她除了在意自己抱孙不得的遗憾之外,对躺在病床上的儿媳没有一句嘘寒问暖。小盼爸爸为了不得罪自己的母亲,不破坏自己多年树立的“孝子”形象,也一声不吱,任由母亲责备和数落。很难想象,小盼妈妈内心该有怎样地悲凉。
 
这是小盼妈妈----一位年轻母亲的悲惨命运,盼盼妈妈肚皮上的一道道疤痕,变成了一道道社会的裂痕,控诉着现实中不能承受之重。
 
小盼六岁那年,母亲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生了男孩,小盼有了弟弟,夫家香火延续。婆婆待她又好像刚刚结婚的样子,嘘寒问暖,笑脸相迎。婆媳之间不再争吵,看似相安无事,但那些已经横着的裂痕,已经永远不能修复。
 
男孩偏好下的中国妇女
 
小盼的妈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家庭的男孩偏好的夹击下,不得不寻求非法B超的医疗服务,并采取选择性堕胎,以达到最终生养男孩的目的。
 
男孩偏好是指人们对生育男孩有着强烈的期望和偏好,为了满足这一意愿,人们不惜流产女胎,或遗弃、给人抱养、忽视女婴,任其自生自灭。男孩偏好似是私人领域的生育选择,但折射出的是两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在公域私域受到的有差别性对待,反应了女性的权利贫困。
 
1978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中国低生育率的早日到来,加速人口转变的实现,造成了强烈的性别偏好与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间接地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在这一政策生活下的妇女们,尤其是农村妇女们,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殖健康做主,堕胎成了她们的日常生活。B超作为新技术的出现,使得1990年代后的妇女力图在重压下将生育权夺回自己手中,选择性堕胎成为强大男孩偏好下的“自主”选择。
 
有学者认为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加剧了生命早期的性别不平等,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驱使拥有男孩偏好的人群采取一切可行手段进行性别选择,而有条件的二胎生育使得在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范围内进行性别选择成为可能。政策在限制人们生育数量的同时,强化了对男性性别的渴求,留给女胎和女孩的生存空间更为狭小。
 
女婴都去哪了?
 
根据国际经验,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处于103-107,即每出生 100个婴儿里,男孩应比女孩多3-7人。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出生性别比一路走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以女孩为100来计)。201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计划生育和重男轻女观念的交叉影响下,选择性堕胎造成大量应出生的女童“消失”。
 
2008年,中国“消失”的应出生女童达100多万,占世界总“消失”女性的四分之一还多;201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117.7:100,显示了严重的、非自然的男女不平衡。
 
本文关键词: 选择性堕胎、性别文化、男孩偏好
本文作者:文娜,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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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洋娃娃

 
导语: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规训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假定男性要勇敢、冒险、独立;女孩要柔弱、温顺、服从。秀惠很困惑:“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就不能爬树翻墙了吗?女孩子就只能天天在家洗衣做饭吗?”
 
村里的“假小子”
 
从小和四个堂哥一起长大的秀惠,今年8岁,性格开朗,大胆勇敢,因为经常跟着几个哥哥顶着太阳爬树翻墙,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的。她还是掏鸟窝的小能手,比村里很多男生都厉害。村里的婆姨们(注:泛指妇女妻子)聚在一起家长里短时,总说秀惠没个女孩子的样子,活脱脱一个“假小子”。秀惠自己并不在意,只觉得和男孩子闹着好玩,可以捉蟋蟀、掏鸟窝、偷果子,干些惊心动魄的事,不像和其他姑娘在一起,只能“跳房子”、“跳皮筋”,穿着裙子走路扭扭捏捏,说话的声音还细得更跟猫叫似的,一点也不痛快。
 
秀惠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但她一点也不喜欢和弟弟玩。弟弟动不动就哭鼻子,翻个半米高的围墙也坐在上面哭嚷着害怕不敢下来,和秀惠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奶奶对这孙俩很是头疼:女孩子太野,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男孩子太静,就像一只温顺的绵羊。
 
有一次,秀惠放学后和班里的几个男生去果园偷桑葚,果园的大狗察觉到了风吹草动,开始狂吠。几个孩子听到狗叫之后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摸爬滚打回了家。秀惠刚进门,奶奶看到她灰头土脸的样子就火了,顺手抄起院子里的大笤帚就要打她,秀惠见状连忙逃跑,奶奶边追边厉声斥责:“你个野丫头,又上哪疯去了?今早才换的衣服就脏成这样,看我不收拾你。”闹得院子里鸡飞狗跳的,可奶奶怎么能追得上秀惠呀。
 
奶奶抓住机会总是叨叨:“惠啊,你一个女孩子,得有女孩子的样子,别整天和男娃娃混在一起!你看看别家的姑娘,各个都梳个小辫儿,穿着花裙子,讲话又温柔,哪有像你这样的?当初你爸妈给你起名‘秀惠’,就是希望你能够秀气贤惠,将来嫁个好人家,你倒好,没一点儿和‘秀’‘惠’沾边的。”这时候秀惠总是拿弟弟揶揄奶奶:“那我把我的名字让给弟弟好了,我看他挺秀惠的。”奶奶说不过她,只好撂下一句:“你看你爸妈回来怎么收拾你?”
 
转眼就到了春节,在外打工的父母商量着给家里的女娃带个洋娃娃,给男娃带辆四驱车,一年到头,好让孩子们高兴高兴。两人满心欢喜地回家,期待着一家人能够快乐地过个团圆节。谁知,秀惠看到父母给自己带的玩具就来气,“啪”一声就把洋娃娃仍在了地上,嘴里还嘟囔着:“谁要这个破娃娃啊?”伸手就去抢弟弟手里的四驱车。奶奶一边气急败坏地骂秀惠“你个不着边际的野丫头”,一边向儿子儿媳数落秀惠平日里“出格”的行为。秀惠妈听得脸一阵绿一阵蓝,一把把秀惠拉了过来,愤怒地告诉她:“以后不准你再跟着男孩子胡闹!你这样以后谁愿意娶你?”说着还把洋娃娃捡起来塞给秀惠。
 
秀惠又委屈又愤怒,心想:“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就不能爬树翻墙了吗?女孩子就一定要穿裙子、扎小辫儿、喜欢洋娃娃吗?我偏不!”并暗自下定决心,等过完年父母一走,就马上去剪个寸头。
 
女人不是天生的
 
因为身上带着决定性别的“XX”染色体,秀惠生下来就被认定为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家人、学校、社区和社会对于性别的规训,即被要求“像个女孩一样”。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社会主体都会影响个人的性别社会化。这些社会因素通常通过社会性别规范来规训个体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社会性别规范是指社会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期待、要求和评价,是基于生理性别而产生的一整套性别规范。在家庭、学校、职场、社会等各个场域,都存在对男女不同的性别期待,或明示或暗示地告诉我们作为男人或女人,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这种对两性不同的期待往往会固化下来,形成对两性简化的、固定的和刻板的观点,如男孩要勇敢、冒险、独立;女孩要柔弱、温顺、服从;男孩爱偏爱枪、赛车等与竞争、攻击等与男性气质相联系的玩具,而女孩喜欢洋娃娃、爱穿漂亮裙子等。
 
但是,这种划分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抹杀了个体选择自我性别表达的自由。秀惠童年早期同几个表哥一起长大,受他们的影响而表现得比较“男性化”,女孩通常被禁止的爬树、翻墙、掏鸟窝她无一不能,因而遭到家人和村里人的非议。
 
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
 
学校是重要的性别社会化场所,教师、教材、同伴群体都会对个人的性别社会化产生影响。在塑造学生对于社会性别角色的理解上,教师至关重要。教师的态度、实践和对男生与女生在课堂上的不同期待会再生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女生和男生的动机、课堂参与和学习成果。在许多情况下,课堂观察表明,不论男教师还是女教师,与男生的互动都更加频繁,这种性别化的互动模式鼓励了女生的消极被动。
 
此外,课程内容、教材和其他学习材料也是性别社会化的载体。教材中的性别偏见是很普遍的,尽管经过之前的普遍修订,全球各地的教科书在2000年继续呈现出不同形式的性别偏见:女性往往代表性不足或缺失;仍依赖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对男女两性进行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描绘。用于中国的社会研究文本里,2002年之前的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男性。这些歧视性的社会性别规范能够伤害孩子的自尊、降低他们的参与和限制他们的期待。这个故事基本没有涉及秀惠在学校的生活,但我们可以想象,秀惠在学校里也会因为她不符合性别规范的表现而有可能遭遇老师的批评和其他同学的排挤。
 
如何避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消除教材、学习材料中的性别歧视,推广响应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的教材。
 
•提升学校教师的性别意识,在教师中开展社会性别敏感性培训。
 
•充分尊重孩子的个体选择,允许其有不同的性别表达,尊重孩子的个性。
 
本文作者:仇雪郦(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本文关键词:性别社会化的刻板定型,刻板印象,教育,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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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窥?那些“似是而非”的性骚扰

 
导语:哪一个女人,不是在成长过程中,避开了重重性骚扰、性暴力的风险,才成长成今天的自己呢?
 
女厕所外的偷窥者
 
我出生在1970年代的江南小镇,那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对于生长在其中的很多男孩,他们满足自己性好奇和追求自己性表达的方式,常常是没有顾及到对方的意愿和感受,甚至是一种性骚扰和性暴力。而对于成长在其中的每一个女孩, 空气中常常弥漫着一股性骚扰的气氛。
 
坐个公共汽车被摸个屁股;走在大街上被吹口哨听到“苹果长熟了”;隔壁的伯伯故作亲热捏捏你的脸蛋、拉拉你的小手,来上一句“小闺女长得真俊呀”;暑假回老家与表姐们在院子里躲在大水缸后洗澡,表哥们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还说什么“看到了,看到了”。这些都是每个女生见怪不怪,处乱不惊的现实了。
 
学校的公共厕所常常是“熊出没”的重灾区。在高楼大厦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学校常常将公共厕所与教学楼隔离开来,歪歪斜斜地建在学校东西南北四个角落。平房、低矮、臭气熏天、蛆虫横行,也许将公共厕所称为茅坑更为恰当。可就这样一个地方,常常成为一些男性最喜爱的地方。 调皮捣蛋、身高马大的霸凌者常常把弱小、怕事、“娘娘腔”的男孩子们朝女厕所推,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被欺负的男孩涨得满脸通红、又羞愧又恼怒的那个表情。据说,这是男生们之间长盛不衰的“游戏”,8岁的儿子告诉我,在他们的小学里,现在依旧盛行。
 
对于女生们,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不顾“艰难险阻”,忍受“熏天臭气”,躲在女厕所,做个偷窥者。这样的人还不是少数,这群人制造了我们那个年代少女成长时期的集体记忆,无疑当评“最恶心的集体记忆”。 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偷窥者躲在男女厕所的夹层中间,有一胆大的女生身手敏捷、反应果断,立刻捡起一块石头,朝夹层中扔去,只听到“哎呦”一声,一名男性仓惶翻墙逃跑,众女生哈哈大笑。这简直是我那青春期恶心厕所记忆中最为喜乐的一次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家住在县委大院。家里一共五间平房,正房三间,分别是客厅、父母房间和弟弟房间,与正房隔一个两米小过道,是两间小偏房,一间厨房,一间是我的房间。 一个初夏的夜晚,父母和弟弟早睡了,我还在“点灯熬油”,窗户大开,磁带里放着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边听音乐边学习的感觉真是美好。我偶然抬起头,突然发现窗户后面站着一个半裸的陌生男生,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大着胆子说,“你是谁?”快三十年后,我还记得,我是那么急切地去关窗户,生怕在关窗户的时候,他过来拉我的手,我又那么急切地拉上窗帘,反复检查窗帘是不是拉严实了。在恐惧中,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从我窗口慢慢离去。那是一个一夜未眠的夜晚,我不敢把灯关了,我不敢把音乐关了,我不敢把窗帘撩起来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人。没有电话和手机,我不能给父母打电话,即便只隔了两米的小过道,我也断然不敢打开门,敲门向父母求助。那时的我担心,那个陌生人就躲在黑暗处,就等着我打开门,好向我扑来。 我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检查门有没有锁好,在恐惧中等待天明。
 
成年后,我和母亲聊天,说起少女时代曾经遭遇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性骚扰, 她的反应很震惊,说,“那时你怎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
 
什么是性骚扰?
 
亲爱的读者们,你是否从我的故事里看到了你们自己的影子。在那些年里,你可能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感到了羞辱甚至恐惧,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遭遇来性骚扰,成为了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
 
性骚扰是女性遭受到的性暴力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虽然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我国法律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依然含糊,学者李昀借鉴联合国对性骚扰的定义,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细致的定义:
 
强奸、强奸未遂;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故意接触、倚靠、挤路、夹靠;不受欢迎的带性意味的观看或行为;不受欢迎的信件、电话或涉性物品;不受欢迎的约会要求;不受欢迎的涉性玩笑、挑逗、谈论或问题;用小姑娘、大块头、洋娃娃、小妞或小可爱等称呼成年女性;朝人吹口哨;无聊的电话;性评价;把工作讨论引向性话题;讲述性隐语或性故事;询问性幻想、性爱好或性历史;关于身体或性生活的个人问题;对他人衣着、身材或外貌进行涉性评价;做出接吻声、嚎叫或嘟嘴;捏造或传播关于他人性生活的谣言;触摸他人脖子;触摸下属的衣服、头发或身体;赠送私密礼物;在他人身边转悠;拥抱、亲吻、拍打或抚摸他人;在他人周围对自己做涉性的接触或抚摸;靠他人太近或者贴近他人;上下打量他人;盯着他人看;带性意味的暗示;用手或肢体动作做性暗示。
 
通过这样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上文中的女性遭遇的偷窥,恰恰是性骚扰定义中的“不受欢迎的带性意味的观看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虽然给经历者带来了恐惧,但没有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所以常常被忽略甚至不认为是性骚扰。
 
无处不在的性骚扰
 
与成人相比,青少年更容易遭遇各种类型的性骚扰。
 
美国儿童性虐待救助机构“出黑暗入光明”出版报告罗列了美国儿童有可能面对各种性侵犯的危险:1/10 的孩子在18岁前遭受过性侵;在所有性侵犯的案例中,青少年受害者达66%;9%的儿童在上网的时候收到性方面的请求;90%被性侵的孩子认识施虐者。
 
一项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以及联合国志愿者共同在亚太地区六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调查了超过一万名男性。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男性说他们曾对其伴侣使用过暴力。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男性说他们曾强奸过妇女或女童。在这些男性中,有一半说他们在第一次强暴女性的时候还是青少年。研究还进一步确认,男性使用暴力源于性别不平等,男性试图去控制女性的性和她们的个人选择。大多数有过强奸妇女行为的男性说,他们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权利获得性行为,不管女方是否同意。
 
父母和孩子的保护联盟
 
在故事中,女儿从来没有和母亲交流过自己曾遭遇的性骚扰,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孩子通常不知道如何说,孩子也常常担心父母会责备自己不好。 因此,父母有意识地谈论有关性的界限有助于建立一个保护性联盟。
 
那么,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语言科学地谈论身体的部位。
 
-告诉孩子身体的哪些部分别人不可以碰。
 
-教导孩子,对于不想或感觉不舒服的抚摸,他们有权对任何人说“不”。
 
-告诉孩子,秘密可能是有害的,爸爸妈妈欢迎他分享任何秘密。
 
这个保护性联盟会帮助孩子们应对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犯。
 
推荐机构:
 
安徽省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这是一家非营利的、服务于乡村儿童的安徽民间公益组织。微信号:ahtys_ngo。
 
本文关键词:性骚扰,偷窥,儿童保护
 
本文作者:王曦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屋檐下,父亲半夜爬上了她的床

 
导语:谈论儿童性侵犯在中国社会仍是一个禁区, 尤其来自父亲及其他男性亲属的性侵犯。孟夕的个人讲述不仅帮助她从儿童性侵犯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也将帮助与她有类似经验的女性更好地认识自我,开展抗争并建构新的人生。
 
鲜血溅满白床单
 
十二岁那个夏天的夜晚,孟夕(化名)的生活从此断裂开来,她从一个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儿童跌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那本该是一次快乐的亲子游,知识分子的父亲去郊区开会,带上了暑假赋闲在家的孟夕。孟夕第一次住宾馆,感到新鲜而又兴奋。
 
孟夕怎么也未曾料到,父亲半夜爬上了她的床,在她睡梦中强奸了她。她在惊愕中惊醒,看到鲜血溅满了洁白的床单,感到阴部阵阵扯裂般地疼痛。孟夕觉得自己一下子懵了,有一霎那, 她似乎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可等她一开始哭,就再也停不下来。她觉得自己很委屈,不仅疼痛,而且恐惧,还有众多的不理解和困惑。虽然说不出理由,她觉得这件事是个天大的错误。父亲试图去安抚她,告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我非常爱你。”
 
对于那次旅行,孟夕的记忆似乎变得非常模糊。她只记得,她得到了一个觊觎已久的洋娃娃,但她却对它丧失了兴趣。她还记得,在回家的火车上,父亲一遍遍地嘱咐,“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她要是知道了,会疯掉的”。
 
孟夕的青春期变得和过山车一样凶险。她觉得自己“很脏”,和那些“纯洁的”女生们不一样。她变得不合群,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她很快从学校的合唱团退了出来,成绩也变得一落千丈。在家里,她经常为一点小事,和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摆出一副势不两立、鱼死网破的架势。无辜的母亲似乎永远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天真快乐的女儿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而孟夕总是在怀疑母亲是个知情的帮凶。
 
14岁,孟夕就开始挑战学校“早恋”的高压线,她不停地换男朋友,只要和他们上过床,她就丧失了对他们的兴趣。她开始觉得,父亲对她的侵犯成为一个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17岁那年,孟夕认识了一个新男友,高大帅气、温柔体贴,她鼓起勇气向他吐露了她的秘密,这也是她五年来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孟夕以为男友会嫌弃她,没想到,男友将她一把抱住,说“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孟夕一阵感动,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一生一世。
 
父亲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他常常在母亲熟睡之后,溜入孟夕的房间。孟夕常常感觉自己陷入一个深渊,在身体的快乐和灵魂的煎熬中苦苦挣扎。 孟夕想反抗,又觉得无力反抗。有一次,父亲一把抓住她挥向他的巴掌,说,“其实你自己也很享受,是吧?”那一刻,孟夕恨不得自己去死。
 
23岁那年,孟夕认定了“一生一世”的男友义无反顾要和她分手,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孟夕动不动就用摔东西、打耳光、开煤气、割腕等极端手段来处理他们间的矛盾和冲突。孟夕突然觉得生命再也没有意义,一口气吞了一百片安眠药。 等她再在床榻上醒来,看到母亲焦急的脸,“你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呢?”
 
孟夕一下子泪流满面,十一年后,她终于正面告诉了母亲那个心底的秘密。母亲震惊地良久没有说出话。后来,她说,“我们拿钱给你买个房子,你搬出去住吧。”
 
儿童性侵犯依旧是个禁区
 
孟夕的故事取材于我在开展恋爱暴力研究时候访谈的一个真实案例。在我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曾访问过几百个各式各样的人,但孟夕给我印象,无疑是最为深刻的。
 
现在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孟夕接受访谈时候的样子。她身着白色T恤,牛仔裤,波鞋,齐眉刘海,披肩长发,左耳带三个耳环,右耳也带了一个耳环,脖子上用细牛皮束了一条紧紧的藏饰项链,右手带了三条叮叮当当的银手镯,左手缠着一圈一圈的牛皮绳,还带着据说是“初恋男友”送的戒指。她棕色皮肤,小眼睛、单眼皮、小方脸,咋看并不打眼,但仔细端详,却有种坚定的韵致。
 
我非常感谢孟夕向我开诚布公讲述她遭遇来自父亲的儿童性侵犯的故事,不仅因为我因此发表了中英文学术论文 ,更是因为儿童性侵犯仍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禁区,尤其是来自父亲和其他男性亲属的性侵犯。
 
国内已经有少数研究开始涉猎家外儿童性侵犯,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龙迪所著《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关注被教师性侵的农村女童。对于性侵的受害者而言,她们常常独自承担身体和心灵的苦楚,没有述说的途径和获取服务的渠道。 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家庭压力也常常使得她们再次成为受害者,因为她们不能控诉,她们要为家族的荣誉和脸面负责。这也是孟夕为什么会默默忍受11年,直到23岁才能直面事实,向母亲说出真相。
 
儿童性侵犯:到底有多普遍
 
儿童性侵犯指的是在一个成人向一个未成年人实施强迫而导致的任何性行为,包括(以暴力或恐吓)迫使,或说服孩童从事任何形式的性活动。
 
基于1980—2008年的217份全球研究出版物,涉及9,911,748名参与者,一项国际研究 运用多元分析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试图寻求全球儿童性侵犯的发生率。在受访者自报研究中,儿童性侵犯的全球发生率为127/1000,在调查员一问一答的问卷调查中,比例下降为4/1000。这一研究结果充分显示了,受害者非常害怕被侵犯的事情被他人知道,常常采取隐瞒和回避的态度。
 
儿童性侵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童比男童更容易遭遇性侵犯。 在该研究中,女性自报经历的儿童性侵犯比率(180/1000)远远高于男性受访者(76/1000)。亚洲的儿童性侵犯报告比率最低,女童为(113/1000),男童为(41/1000),澳大利亚的儿童性侵犯报告比率最高,女童为(215/1000),男童为(193/1000)。这一研究充分显示了,儿童性侵犯是一个蔓延全球的社会问题,值得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
 
2012年,广东省妇联、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版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2008-2011年6月期间,全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的涉及不满18岁女童被侵害的案件高达1708件,而14周岁以下受害人占五成;熟人为加害者的约占2/3,包括邻里、朋友、同事、亲属、长辈、老师等。受害者多为农村留守女童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女童。
 
国内机构非常有限
 
目前,国内提供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机构非常有限,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是其中之一。
 
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成立于2006年,是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隶属于陕西省红十字会,专门从事防止虐待儿童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大陆目前唯一专为受虐儿童提供免费诊断、治疗的机构,同时中心还进行虐待忽视儿童领域的调查研究,防止虐待儿童的宣传教育、师资培训等工作。中心也是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会研究基地。中国驻美大使馆宣传报道了中心的工作,中心也受到了世界妇女高级联盟的嘉奖。 网址:www.cnspcan.org
 
本文关键词:儿童性侵犯、性侵女童、强奸、熟人强奸
 
本文作者:王曦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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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辍学的是姐姐雪梅?

 
导语:雪梅说:“现在没有学上了,上学的渴望变得强烈起来。”在农村地区,当教育资源不足、家庭又陷入贫困时,女童相比较男童,更容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我叫王雪梅,今年15岁。如果正常读书的话,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初二的中学生,和村里其他同龄的小伙伴一样,坐在教室里朗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蹑手蹑脚地躲在窗外,只见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陋室铭”,老师嘴巴一张一合,我努力地听,却仍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怕背上的弟弟突然醒过来哭闹,因而不敢待得太久,就蹑手蹑脚地溜走了。每次来学校,我的心情都是忐忑又略有激动,每次回家的路上,我又多了几分郁闷和惆怅。
 
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一个7岁,正在上二年级;另一个在我的背上,还不到一岁。我原来并不喜欢上学,因为即使老师讲得很简单,我也觉得很吃力,那么多要背的课文,我怎么都背不会。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也没有用,认识几个字就好了,反正将来也是要嫁人的。于是,当父母说,家里太穷,只能支持我们姐弟中的一个读书时,我说自己不想读了,想回家帮助照顾小弟弟。我的选择正中父母之意,他们想我回来照顾小弟弟,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就能一起出去打工多挣点钱了。
 
可是当真辍学在家还没几天,我就开始后悔了。家里的生活简单而又无趣,每天起来就是干活和照顾弟弟,家务活仿佛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没有同龄的小伙伴陪我说说笑笑,整天对着上了年纪的奶奶和尚在咿呀学语的弟弟。
 
隔壁和我要好的小花跑来问我:“雪梅,你怎么不去上学了?我还想着明年我们一起考到县里上高中呢。”面对小花的询问,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原来她心里想的是去县里上高中,还是和我一起去,我从没敢想过。村支书也来家里询问过,为什么我不去上学,他说希望我能回到学校去,至少念完初中。奶奶很凶地把他骂走了:“你别来多管闲事,我们家的事不要你管,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学费你交吗?”
 
“你怎么不去上学了?我还想和你一起去县里上高中呢。”“回学校去吧,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不然你一辈子受穷”……小花和村支书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也要上学!我也要上学”,内心发出了渴望的呐喊。
 
我跑去找村支书,告诉他我想回学校去,虽然不需要交学费,但我依然买不起课本,拿不出生活费,问他能不能帮我。村支书对我表示想回学校非常高兴,说课本和生活费他来想办法帮我解决,现在国家政策好了,有希望工程专门资助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
 
你还记得“我想读书”的那一双大眼睛吗?
 
21年前,一幅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的照片将希望工程推向了公众的视野,这幅题为“我要读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一项公益事业。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这项援建工程,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
 
为什么辍学的是姐姐雪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女童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的山区,学龄女童的教育仍存在很大的困难和问题。2014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中女童比例为46.32%,全国女童的净入学率达到99.83%,比男童高0.03个百分点,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比例分别为46.69%、47.7%。
 
由此可以推知,在毕业率和升中学的比率上,女童仍低于男童。农村学龄女童的失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的,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当家庭经济能力不足、教育资源紧缺时,女童就很容易在家庭内部以学业成绩高低为标准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和竞争中失利,牺牲受教育的机会,成为了教育的“隐身人”。
 
女童的受教育权受法律保护
 
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据宪法和教育法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在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义务教育法》得到再一次修正。其中,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因贫失学怎么办?
 
1、希望工程1+1 (资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目标:为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学习生活费用的资助,缓解他们家庭的经济困难,改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促进社会关注农村贫困家庭学生遇到的困难。
资助对象: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含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
捐赠、资助标准:捐款500元,为一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补助;捐款1000元,为一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一学年(两个学期)的学习生活补助。 (其中10%为中国青基会项目服务、管理和行政成本)
 
 
 
 
2.国家助学金(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具体标准在每生每年1500-4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中央高校国家助学金分档及具体标准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确定,地方高校国家助学金分档及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3、各地也有各种企业助学、社会助学的项目可供申请。
 
 
本文关键词:重男轻女、受教育权、女童
 
本文作者:仇雪郦(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图文无关。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淌过计划生育的女人们的故事:不能忘却

 
导语:1978—2015年,独生子女政策穿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蔓延深入到人们最为隐秘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家庭,尤其是每一位女性都深受其影响。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今天,讲述那些看似被遗忘的生育故事,对于理解国家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来自大家庭,父母亲都排行第二,父亲还有六个兄弟姐妹,母亲有四个姐妹兄弟。我们堂、表、姨兄弟姐妹一大堆,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正值计划生育风声鹤唳之时,然而却没有一个独生子女。
 
当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故事
 
1974年,我出生于江苏苏北的一个小镇,只比姐姐小两岁。虽然那时独生子女政策还没开始实施,面对全国日趋收紧的人口控制政策(“晚稀少”生育控制运动),我的出生成为了母亲生命中的一场政治风波。
 
小学教师的母亲被校长勒令在全校大会上做公开检查。她流泪在大会上保证,“再也不生了”,从此失去了入党的资格。
 
两年后,母亲又怀了弟弟,有了上次公开检查的经历,她自觉去医院做人工流产。
 
岂料,当时正值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遍及全国,医院说,所有的医疗力量都要用于预防地震灾难,流产所需一切医疗用具都收拾起来了。你要流产的话,就坐公共汽车去大城市吧。母亲犯了难,父亲支援农村建设常年不在家,一个人不敢坐公共汽车去异地做手术。
 
正好,学校换了新校长,人很亲切,又不那么左,他偷偷跟妈妈说,“如果你想生的话,就悄悄的,谁也不告诉……”
       
就这样,地震的余波和仁慈的校长造就了我的弟弟。
 
二姑的故事
 
二姑是个普通农民,她的大儿子才三个月,就在午睡时不慎被棉被闷死。她在内疚、难过的心情之下渴求延续夫家“香火”,又生了两个女儿。
 
1983年,计划生育运动如火如荼,当地计生部门以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为由将她强行拖去结扎,计生干部并不知道那时的她已经再次怀孕。她当然只字不提,生怕“强制结扎”变成“强制堕胎”。
 
她心中充满了恐惧,生怕结扎手术会造成流产或对胎儿有影响。母亲陪她去,至今记得她在接扎床上吓得浑身发抖的场景。母亲说,“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等到手术结束后,我的手上留下了深深的手指印。”
 
后来,我的表弟成了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可这一可怕的经历使得二姑患上癫痫,至今都不能痊愈。
 
三姨的故事
 
三姨夫是镇上的干部,是个有本事的人。在我表妹出生之后,他就一直在筹划再搞一张准生证。 作为一名城镇公务员,他本该严格遵守独生子女的政策,然而,在他对政策的反复解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可趁之机。
 
他去医院开了一份表妹是痴呆儿童的证明,还带表妹去照相馆,让她照一张非常痴呆的照片。表妹不肯,被他打了一顿,留着眼泪,伸出舌头,照了一张极尽痴呆的照片。他顺利骗取了一张新的准生证。
 
下面的故事如何就是确保三姨再怀的一定是男孩了。三姨每次怀孕,姨夫必然要托关系带她去做B超检查,不为别的,只为鉴定出性别是男是女。经历了三次堕胎,一次男孩误堕之后,三姨终于生了男孩,那是我的又一个表弟。
 
话说后来表妹成了我们县的文科状元,每每提起拍照片的故事,还是恨恨地,眼泪就要掉了下来。
 
独生子女政策的迷思
 
根据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年表,从1971年至2001年,共有1.125亿妇女和3900万的男性接受了结扎手术,仅1983年,就有1600万妇女和400万的男性接受了结扎手术。在这一骤风暴雨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没有调查显示,其中有多少是非意愿结扎,但可想而知,数字会是庞大可怕,伤害也是不可估量。
 
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需要重新思考和估量这一政策带来的社会伤害的严重后果,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哈佛大学教授Whyte, M.K和两位中国的研究伙伴合作2015年在《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 74, 144–59)撰文挑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迷思,该文驳斥了众多关于该政策的迷思,尤其是这一观点“尽管计划生育制造了如强行堕胎这样的悲剧,但它还是成功让中国“少生”了四亿人,为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研究者统计和对比了20世纪70年代16个与中国生育率相仿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出结论,无论中国人怎么能生,都不太可能达到“四亿”的数字。研究者进而认为,当年的估算严重夸大人口危机,也成为了“一胎政策”问题的根源。
 
研究者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减少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发展。研究者相信,一胎政策所依靠的数据估计很不靠谱,而如果实施比较宽松的两胎政策,可能会省下不少麻烦。
 
无从述说的痛苦记忆
 
我相信,谈起独生子女政策,每个家庭,尤其是每家的妇女们,都有故事要讲,但大多数的故事都只停留在个人的记忆里。
 
哈佛大学教授Susan Greenhalgh连续25年关注中国计划生育,著书《治理中国人口: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身体政治》,该书深入刻画了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将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割与分化:首先,加大了城乡分割,在农村制造了大量的社会苦痛,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运动破坏了农村传统文化习俗,制造了无数非意愿的结扎、堕胎、上环,给妇女的身体和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其次,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并强化了男性中心的父权制传统。妇女的身体成为了人口控制的最直接目标,忽略她们身体与心灵的福祉。避孕和节育都成了妇女的责任,质量不高的节育环总是放入妇女的身体,也总是妇女而不是男性忍受不可逆转诸多痛苦的结扎手术。堕胎成了妇女的日常生活,反复堕胎和大月份堕胎是成为普遍现象。
 
在特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妇女“遭受难以想象的歧视”。再次,女婴和女胎成为高危群体,女婴屠杀、贩卖、抛弃在中国农村令人震惊地常见,利用B超进而选择性堕胎更是广泛的实践,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路飙升至1999年的120,2013年减至118。 最后,制造“优生少生”的素质话语,将非计划内出生的孩子排除在外。
 
计划内的孩子们,尤其是都市女孩们得到了更多平等的对待、更好的教育投资和发展机会;然而,计划外的孩子们,成为了黑孩子,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各种教育和福利,丧失了基本的人权。
 
本文关键词:强制堕胎,重男轻女
 
本文作者:西西(关注女权,自由撰稿人)
 
(图文无关。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宝贝在哪里?儿童被拐的真相触目惊心

 
每一个被拐卖的儿童背后,都是一个心碎的家庭、一个拼凑的家庭,和一个孩子充满未知的一生。被拐卖儿童的人生道路就此改变,帮助他们回到自己家人身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
 
乐极生悲的捉迷藏
 
“剪刀,石头,布!输的抓人!”5岁的小娟猜拳胜出后,就和小伙伴们飞快跑开,准备找个地方捉迷藏。当小娟刚跑过街角,突然一双大手伸出来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夹住她的腰,一转身就把她塞到身后的面包车里了。车里的另一个人快速接过小娟,司机迅速发动汽车开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快速而流畅,没有惊动到其他人。事后回忆,小娟对人贩的记忆非常模糊,她只记得抓住她的第一个人小手臂上有一个纹身,另一个负责看管她的人非常强壮,黝黑的皮肤,还有一个司机,可是她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征,这些对日后警察侦查人贩有一定阻碍。
 
小娟被吓坏了,她很快就发现车已经快开出她熟悉的范围。小娟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迎来的就是一顿打。小娟在这辆车上没待很久,很快,小娟被抱到另一辆面包车上,由两个叔叔一个阿姨看管她。小娟只觉得车一直在开,他们除了食宿时间,基本一直在车上。
 
小娟经常默默哭,但不敢再说“妈妈呢?”“你们是谁啊?”“我要回家”之类的话,怕被呵斥、怕挨打。随后的几天,面包车里又多了几个“小伙伴”,每个都是先哭闹,被打,变安静。
 
“小丽”想家
 
终于,车停在一个村口,看守的叔叔让他们在路边站成一排。有几位村里出来的叔叔阿姨绕着他们走来走去,他们在一旁说了一会儿,有几个村民给了看守的叔叔几叠钱,就过来把旁边的几个小伙伴拉走了。一个叔叔在给了看守叔叔一个信封后,也向小娟走过来,把她拉起来说“走吧,以后你就是我闺女了。”
 
他的手把小娟拉得很紧很疼,小娟轻轻晃了下手,叔叔立刻就瞪过来“你干嘛?”小娟不敢动了。
 
叔叔看了眼小娟大声说,“以后你叫小丽,是我闺女,得听我的话,乖乖的!”
 
“小丽”有了新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虽然对她也还算好,但始终缺少“关爱”。她现在比以前能干多了,她学会了做饭烧火喂猪,受了小伤也不会哭着向爸爸妈妈撒娇,因为她知道这里没人会抱着她给她“吹吹”,她每天都努力干活儿,只有按时把活儿干完了,她才能吃到饱饭。
 
“小丽”偶尔会看到当时和她坐车一起到这里来的“小伙伴”,他们都长大了些,女生更黑更瘦了,男生反而过得还不错的样子。他们也说不上几句话,这个村子里的人都互相认识,来个陌生人会很谨慎,每个人都能清楚得认出来这个孩子是哪家的,那个孩子是哪家的。
 
村子里的孩子每天在街上玩儿一会儿,“小丽”如果把事情做得妥当,时间又早的话,她也可以来街上玩儿一会儿,但是当他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却总有大人来轰他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她已经知道有一个经常见不到的小女孩常常被打、不让吃饭。
 
“小丽”很想回家,想念爸爸妈妈,想回自己的家。但是她也知道,这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很凶,对陌生人进村都很敏感,自己虽然记得妈妈的手机号,但一直接近不了家里的电话。
 
妈妈能找到这里吗?“小丽”并不知道,从她被拐的那天起,她的爸爸妈妈就和几位其他孩子的家长找到了警察,警察结合多方线索,已经锁定了人贩子,准备接小娟和她的小伙伴们回家了。
 
 “幸运”的小娟
 
我国有多少儿童被拐卖?据我国寻子网站“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成立至今,该网站共收到全国寻子登记近3万条。
 
根据我国《公安统计年鉴》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万被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从2012年至2016年6月,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简称“打拐办”)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2.1万起,解救被拐儿童9.5万名。
 
这些的儿童中,像小娟这样被一些人收养,是“待遇最好”的一类,还有很多儿童被卖去当童工,或者被虐待至伤残后每天被赶出去乞讨,有的甚至被直接摘除器官,失去生命。在该案中,警察顺利锁定了拐卖小娟的人贩,并且能把小娟安全送回家,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非常“幸运”的事了。
 
儿童拐卖为何如此猖獗?
 
1.人贩的高利润和低犯罪成本。
 
拐卖一个儿童,可以获得几万的收入,这驱使很多人拐卖儿童。然而,人贩的犯罪成本很低,除非情节严重,否则一般判处5-10年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严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收买者的期待和低犯罪成本。
 
收买被拐儿童者,大多出于自身的个人需求收买,主要表现为对子孙后代的渴望,其量刑更低。根据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拐卖儿童的源头和终点都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使拐卖儿童的行为难以遏制。
 
3.救助机制薄弱。
 
对流浪儿童救助力量薄弱、人口及DNA数据库建设乏力,更重要的是缺乏配套的救助被拐儿童机制。打击人贩、解救被拐儿童几乎由警察独撑,缺乏必要的公共安全网络与信息网络。
 
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美国大部分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安装了“Adam”系统,父母发现孩子在这些公共场所失踪后可立即求助此系统,公共场所将立即关闭所有出入口,以解决儿童在公共场所失踪问题。1996年,美国建立“Amber”紧急警报系统,警方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社交媒体)、google(搜索引擎)等多种渠道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解救被拐儿童需要多机构多部门的共同努力。
 
除了拨打110,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发现儿童失踪后,第一件事是报警,向警察报告具体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1.DNA比对
 
2009年4月,公安部正式建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即我们通常简称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由官方建设管理和维护运行的以打拐为主要目标的DNA数据库。在这个“国家寻亲平台”上,DNA信息自动检索比对,重合的信息会自动跳出。截至2015年,我国已经有3745人通过DNA数据库找到自己的家人。家人发现儿童失踪后,要立刻联系当地警察进行采血,进行DNA信息录入。
 
2.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2016年5月,为适应“互联网+反拐”的时代要求,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正式开通。公安部将通过这个微博向公众发布全国各地一线打拐民警即时上报的准确无误的各地儿童失踪信息,同时将信息通过新媒体自动推送到儿童失踪地周边的相关人群,让更多的群众从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发动群众搜集拐卖犯罪线索,以协助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拐卖案件。http://weibo.com/u/5918987931
 
3.宝贝回家寻子网
 
“宝贝回家寻子网”是隶属于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公益性寻人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是关爱儿童的各界爱心人士自愿参加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协会成员将为失踪儿童家长提供免费的寻人帮助,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儿童回归正常生活。截至现在,“宝贝回家”已经帮助1604人找到亲人。
可通过网站发布寻人信息:http://www.baobeihuijia.com/
 
4.《等着我》节目  
 
《等着我》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公益寻人栏目。该栏目以官网为基础,聚合政府、明星、专家、志愿者以及全媒体等寻人力量,旨在发挥国家力量,搭建全方位的权威“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帮助人们找回失散已久的故人。截至目前,该栏目已经帮助1591人寻人成功。可通过网站发布寻人信息:http://tv.cctv.com/lm/dzw/
 
“路人甲”能为孩子做什么?
 
我们可以在遇到疑似拐卖儿童情形的时候,停下我们的脚步,多询问、及时报警,让这样的悲剧减少一点点。
 
我们可以在看到有拐卖儿童的嫌疑犯时,拍下照片及时传播,让这个犯罪份子无处可逃。
 
我们在看到孩子孤身一人的时候,可以询问孩子是否知道父母的电话,或者打电话报警。
 
我们也要教育孩子,随时记住警察的电话,记住家人的电话,不要随便和陌生人离开。
 
本文关键词:儿童拐卖、传宗接代、社会救助
 
本文作者:焦彤,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图文无关。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童年阴影:我帮着我爸打我妈

 
主人公是一名遭遇来自父亲体罚和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女童。成年之后,她为自己年少无心,与父亲的共谋感到深深的自责。
 
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错,她和母亲一样,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怎么可能忤逆“崇高权威”的父亲呢?本文关注家暴对于目睹暴力的儿童的影响,并讨论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们。
 
无心的“共谋” 
 
家暴,直到多年之后,我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封闭生活圈子里跳脱出来之后,才觉得面对暴力并非我们无力,而是我们无知,遭受暴力确实不幸,但非是命。在这之前,我曾一度愚蠢地认为一个女人被自己的丈夫暴力只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一种偶然遭遇罢了,在我的浅薄认知里,这种偶然的不幸就如同遭遇车祸,如同碰上灾害。
 
我曾长期生活在家暴的阴影之中。两岁的时候,父亲失业,母亲照常在政府上班,因为离家较远,她平时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屋子里。父亲回村子里和爷爷奶奶居住,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分居生活。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长期不能团聚。
 
考虑到我年纪尚小,隔一两个月父亲会骑四五个小时的自行车载我去和母亲团聚。每次想到要见到母亲,我都激动地睡不着觉。那种欢欣雀跃,今天回味起来,我仍然可以开心地笑出声来。
 
这个童年时期最最期盼的事情却也成为我长久以来最不愿回忆的一部分经历。每次往返见母亲的路上,漫长的四五个小时都会成为我和父亲“互通有无”的最好时机。父亲会把他的“神秘任务”下达给我,而我也会在那个时候向他“汇报”我的“工作情况”。
 
父亲的“神秘任务”就是要我监视母亲的一举一动,包括跟谁说过话,说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什么等等。稍微长大点后,母亲的手机短信,通话记录也成为重点突破领域之一。于是,每次见到母亲,我像个跟屁虫一样黏在母亲身后寸步不离。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的我是快乐的吧,既可以满足自己和母亲在一起的私愿,同时又能完成父亲交给我的“公差”。我把我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都一一记下来,等到与父亲独处的时候再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最开始,他问一句,我答一句。最后,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不用父亲提问,就主动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年少的我甚至为自己这种熟练和进步感到洋洋得意。
 
嫉妒和怀疑在我有意无意的告密中慢慢积攒,直至某一天,它突然爆发成了赤裸裸的家庭暴力。七岁的某个深夜,我亲眼目睹了一场成年人的暴力。那个周末,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我幸福地吃完饭,母亲哄我睡着。
 
半夜,我被一阵争吵声惊醒,意识到是父母在吵架就闭着眼睛听。父亲一句一句地羞辱母亲与哪个男性有染,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污名开始据理力争,于是一切争吵变成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我吓坏了,放声大哭。
 
那一晚,我的哭声、父亲的呵斥和侮辱声,母亲的叫骂声、身体的厮打声、家具的碎裂声,我听到和看到的一切景象成为我童年噩梦的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父亲变得陌生,极像个暴徒。
 
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试图远离他,但我仍然接受他交给我的“神秘任务”,因为我怕,我怕我也因为“不听话”挨打。
 
直到现在,我与母亲在父亲的拳脚之下度过了十几年时间。这艰难的十几年时间里,争吵、辱骂、打砸,从未停歇,甚至最严重的时候会使用棍棒和刀具,我目睹了我可怜的母亲一度抽搐痉挛到差点失去呼吸,我除了不停地哭和不停地呼唤好像别无他法,无力极了。
 
目睹和理解母亲的不为人知的痛楚之外,更加让我困扰的是,我不能理解:为何一个人能对自己的妻子这般痛下狠手?为何他在深夜痛下毒手,天亮之后又能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安心样子?为何他能找到出逃的母亲下跪求饶以后不久又拳脚相向……
 
这么多年,母亲在出逃和离婚皆未遂之后放弃了一切挣扎的机会和可能,她认命了,她不再抗争,不再为自己争辩,不再试图逃脱寻求帮助,用自己的隐忍和沉默将这个家撑到我长大成人。
 
而我,这些年里与父亲“同谋”,出卖母亲的“劣迹”成为一生无法原谅的错。
 
我再也不敢希望父母相聚,我用最大的诚意在心里默默许愿,愿他们不要相见。
 
暴力家庭成长的儿童
 
主人公是一名遭遇来自父亲体罚和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儿童,成年之后,她为自己年少无心与父亲的共谋感到深深的自责。然而,这并不是她的错,她和母亲一样,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怎么可能忤逆“崇高权威”的父亲呢?
 
当“至高无上”的父亲对自己的行为毫无反思用拳头解决一切“问题”时,一个认命的觉得难以走出暴力的母亲诞生了,而主人公我则自觉地背起了十字架,认为母亲遭遇暴力的经历都是自己的错。
 
在家庭暴力研究领域,研究发现遭受暴力对儿童的心身发展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家长越是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子女越容易出现情绪性问题行为。另一方面,那些自身并未遭遇过暴力对待的孩子,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后,更可能出现神经症性的行为问题,而那些自身曾遭遇暴力对待的孩子,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后,则更可能出现违纪行为或者反社会性的行为。
 
总体而言,无论自身是否遭受过暴力对待, 只要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 就有可能对儿童的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 生理方面:头痛、胃痛、容易疲倦、抵抗力差、注意力不集中、挑食或嗜吃等饮食问题、发育迟缓,包括智力、语言或身体发展。
2. 心理方面:自我价值感低、自卑、感到自责、罪恶感、羞耻、无助、对施暴者有敌意与恨意、伴随精神疾病,如焦虑等。
3. 情绪方面:压抑、害怕、出现严重分离焦虑、恐慌、愤怒、哭泣。
4. 行为方面:尿床、吸吮手指等退化行为、做恶梦、过度表现讨好、用暴力解决事情或表达、破坏性行为、自我伤害、逃学逃家等。
5. 其他:人际关系不佳、学业成就低或异常用功、过于早熟等。
 
暴力的代际传递
 
研究发现,成年男性严重躯体施暴行为与儿童期受虐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暴力代际传递理论指出的一样:生长在暴力家庭中的人,通过习得的行为,可将暴力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一个暴力不断再生的循环。
 
有过施暴经历和倾向的人可能曾经在童年目睹过父母之间有暴力行为,或者曾经遭受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暴力。然而一味强调代际传递,也会忽略每个个体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2013年,王曦影及其同事比较了十名施虐男性和十名性别平等男,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他们小时候都有过类似的目睹家庭暴力和遭遇体罚的经历,为什么一些人重蹈覆辙,成为施暴男性,有些人则能拨云见日,开启新的道路?
 
他们发现,这些男性如何认知过去经历的暴力对他们目前的行为有着一个直接导向性的作用,如果他们认为暴力是父母“爱子心切,不打不成才”,他们很可能成为与父亲一样霸道的丈夫和父亲;如果他们认识到父亲行为的危害,并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好男人,他则有可能成为性别平等男,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如何帮助目睹/遭遇暴力的儿童
 
首先,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作为父母要有意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避免风险性因素的产生,如尽量避免当着孩子面争吵,同时,父母要关注儿童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情绪变化等比较隐蔽的方面。
 
其次,学校应当在学生心理诊断和辅导上有所重视和努力。学校老师要对身边异常反应和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进行主动了解和报告,学校应该详细的学生档案,并且保持动态更新,与家长建立合作性的密切联系。学校如发现儿童目睹或遭遇暴力,应依法向相关部门报告。
 
本文关键词:家庭暴力、儿童影响、代际传递
 
本文作者:文娜,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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