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自从当了母亲,逃不出的是家庭,回不去的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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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了母亲,逃不出的是家庭,回不去的职场

22 六月 2018 - 11:06
(橙雨伞公益)小曼是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白领,收入不错。结婚不久便生下一个女儿,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充实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老公脾气暴躁的本性越来越显现,家里开始充满争吵,甚至多次发生家暴。
 
小曼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咬咬牙要跟这个男的离婚,自己请妈妈过来照顾女儿。但是好景不长,跟妈妈在性格与育儿上时常发生矛盾,妈妈一生气就要跑回老家。
 
慌乱中小曼不得不请假,甚至把不到一岁的孩子独自锁在家里。因为经常请假,到年底,公司以业绩考核垫底为由把她开除了。
 
过完年,又得再重新找一份工作,然后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孩子怎么办?
 
妈妈也不愿意来照顾,要不就要雇保姆,要不就要把孩子送回老家。
 
 
公共育儿体系的缺乏,使很多像小曼一样的职业女性,陷入到困境当中。
 
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解围的办法就是,让婆婆或者母亲来照顾。在小曼所居住的小区里,放眼望去,两个老人或者一个老人带孩子的比比皆是。
 
然而这个理所当然的想法,同样也是在挤压老一辈的职业发展与生活追求。
 
在小曼这个小区,有一些本来还没有退休的老人,不得不提前退休,开启了全天带娃的模式。
 
并且,因为带娃,原本可以分开住的两代人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由于价值观、生活习惯以及育儿观念的差距,两代人的生活经常出现小摩擦。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引发大的家庭冲突也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微妙的婆媳关系,更是让人难以应付。
 
年轻一代感到生活受到了长辈的控制与约束,老人也因为辛苦带孩子,而没有自我娱乐与休息的时间,备受委屈。
 
多少家庭因为隔代带孩子而爆发“战争”。在小曼家,就是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
 
收入好的家庭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找一个合适的保姆又谈何容易。
 
小曼又要租房又要养娃,没有足够的钱去雇保姆。那就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把孩子送回老家。
 
这是一条她最不想走的路,心理上接受不了女儿的离开。
 
因为小曼小时候就是整年见不到父母,缺少父母的陪伴与疼爱,在她需要父母的时候,她总是没有得到重视与关怀。现在自己当母亲了,就怕亏欠了女儿,让女儿像她一样,留下与父母分离的心灵创伤。同时,自己对女儿的依恋也很深,不想跟她分离。
 
但她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又不得不工作,这种两难的境地让她非常苦闷,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想活了。
 
 
一个在城市独立自强努力奋斗的女性,想要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美好愿望,就这样要落空了。
 
像她一样,做出这样选择的父母,不计其数。中国有两千多万的留守儿童,其背后就有多少与孩子分离的父母。
 
小娣在工厂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怀孕后就辞职回老公的老家生活了。
 
这期间,小娣一直没有工作,在老家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她又做不来农活。所以家里生活一直很拮据,什么都要省着花,想吃点好的都要考虑一下。在家里还经常因为老公不带孩子的事情,与他吵架。
 
虽然对孩子有一万个不舍,她决定把孩子放在老家,背井离乡出去打工。
 
跟小娣一样的女性,还有千千万。在城市随便找哪个在外打工的女性,一说到孩子的事,可能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小荣跟小娣一样,不忍承受一个人干沉重的农活,更不能忍受没有收入带来的不自主,以及拮据生活的压力与复杂的家庭关系。
 
尽管她多么希望能够陪着孩子慢慢长大,可是在家庭待得快要窒息的她,还是逃出家庭,选择到原来的工厂打工。
 
她也从来就没有奢求过把孩子接到身边,因为有限的工资收入,没有钱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老人无法帮忙看护,户籍限制也使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
 
 
种种限制导致中国几千万的外来工家庭处在分离的状态。
 
多少分离的家庭背后,就有多少泪水哀愁。无论中产还是底层的打工者,今日中国的母亲,都面临工作与育儿的矛盾、以及代际关系的张力。
 
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将育儿与家庭照料责任推给了家庭,确切地说,是推给了妇女以及祖父母。
 
据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3岁以下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 63.2 %。“中国照料经济学研究”项目的一组数据显示,1991 年 ~ 2011 年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外出务工,由祖辈照料的儿童比例从 27 %增长至 59 %。在城市,由祖父母在照料的儿童比例从 40 %升至 56 %。
 
女性过多的无酬照料劳动对其就业选择、就业机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降低了她们的收入。而祖父母本来已经在年轻的时候完成了对自己子女抚养的义务,现在年迈了又要承接孙子辈的照料,成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女性们在育儿、工作与家庭关系三重因素影响下苦苦地挣扎。
 
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差的流动女性,直接被迫将孩子送回老家,造就了多少亲子之间的疏离与无尽的思念。
 
小曼已经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女儿也被接回老家了。小娣也已经从家里出来打工,开始与孩子分离的日子。而在厂里打工的小荣已经跟女儿分离三四年了,早已习惯了远程跟女儿沟通的方式。
 
也许,有一天,小曼与小娣也会慢慢适应,就像其他几千万的父母们一样。
 
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她们三人已经从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劳动,可是代价却是与孩子的分离。那些不愿意接受孩子分离现实的妇女,则被迫放弃参与公共劳动,被禁锢在家庭当中。
 
可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儿童与家庭照料机构和服务的缺乏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
 
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工作场合应该倡导家庭友好的制度。毕竟,养育孩子不只是女人的职责,而应该由全社会来承担,这样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的解放。
 
小曼就盼望着,如果有让她能够承担得起的托儿服务,那该多好。她就可以陪伴自己的女儿成长,自己的事业也不至于受到影响。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童菲菲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统筹,扎根基层社区,从事外来女工服务、培训与研究工作。
 
(特约专栏,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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