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一个鲍某明倒不下去,千万个鲍某明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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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鲍某明倒不下去,千万个鲍某明站了起来”

15 七月 2020 - 12:07

一个14岁少女决定去死。

今年6月28日,四川成都双流区发生了一起跳楼自杀事件,女孩祝小小(化名)从11层楼坠亡。

她的母亲认为,孩子的坠楼或与曾经的强奸致孕事件有关。堕胎以后,女孩还经医院确诊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如果案件属实,小小初次被胁迫并遭受伤害时,还是未成年。但与此同时,强奸犯邱某林当时已经46岁,是个事业小有所成的企业家,旗下掌管着多家公司。

双方在年龄和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差异,构成了性侵案里熟悉的翻版要素——

“一个鲍某明还没倒下,千万个鲍某明趁机而来。”

 

从未缺席的“受害者有罪论”

 

根据女孩母亲的说法,在和受害女孩相识之初,邱某林便“坏”得不加掩饰。

2019年,二人刚成为网友,邱某林就使出金钱诱惑的戏码,引导女孩拍下私处的裸露照片和视频,发送给他看。

很快,邱某林又进一步提出线下见面的要求,最初女孩是不同意的,但在邱某林“不见面就曝光裸照”的威胁下,当年8月底,邱某林带着女孩到一家酒店开了房。

 

有了“裸照”的把柄后,这招的确屡试不爽。即便祝小小的母亲发现了邱某林向女孩索要隐私照片,并拉黑了他,也没能阻止他继续性侵。

很显然,这起案件中,小女孩的行为并不符合我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所以评论区里有人紧抓不放,肆意攻击。

他们认为,女孩自己错误的交友方式是一切的祸源,把超过30岁的人加为好友,明显欠考虑。

 

吃瓜群众们还能从这个故事里解读出“虚荣女失足、罪有应得”的意思:女孩最初贪图红包的蝇头小利,就能自觉奉上裸照,一看就不无辜;既然贪恋金钱的诱惑,也应当为自我堕落付出一定的代价。

此外,还有人表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在网络上跟一个年纪远超自己父母的陌生男人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亲密到发裸照的程度,这已经属于相当“病态”的行为了。

他们还提出“福利姬”的概念,以此来解释祝小小的言行。

 

“福利姬”指的是,穿着二次元风格的衣服,主动售卖自己的大尺度照片、视频,以博取名声或敛财的女孩。

在二次元文化里,“福利”本身就包含明显的性指向,“姬”则是对“鸡”的美化。“福利姬”会输出各种软色情的内容,或干脆提供性服务,熟练操作、明码标价,以此赚取高额利益和知名度。

因此,很多人不自觉形成了主观的代入和推测,在他们眼中,这次受害的祝小小也是“福利姬”群体中的一员。

种种臆测之下,一个贪婪、无知、不知廉耻的受害女性形象被拼接完成了。

这些直击受害者的指责实在不堪入目,并且折射出一种极富冲击力的认知偏差。

那么,真正的施暴者“隐身”在哪里?

 

层出不穷的“鲍某明N.0”

 

很难不去联系,无论是被判强制猥亵罪的新城控股老总王振华,抑或是本案里的邱某林,都是又一个版本的“鲍某明”。

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仅表现在身份、年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上的关联,还对标到他们的犯罪性质、犯罪方法和整个司法调查过程中傲慢又自负的态度。

6月17日,猥亵9岁女童的王振华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从犯罪手法上来说,在权力关系严重不对等的前提下,这些经验丰富、手段娴熟的“老司机”,想要操控不谙世事的女孩们,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

首先,他们的侵犯目标都很精准地定位在未成年人身上。

女孩们都尚未成年,在缺乏一定阅历、心智尚未健全的前提下,“大叔”自带成熟稳重、体贴深情的“光环”。他们还会在相处过程中反复试探,以此来推测出女孩们的底线。同时,物质馈赠和虚假承诺也是他们运用自如的哄骗“武器”,在这些手段下,女孩们甚至会被完全“洗脑”。

其次,因为浸淫在父权制性别文化中,这些单纯天真的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后,一般会产生更加强烈的耻感。

而且,在部分强奸案中,为了使得强奸合理化,遭受侵犯的女孩们会在自责和羞耻的反复摇摆中,尝试说服自己“已经爱上他了”,通过以爱之名的方式,来获取心理安慰和自我保护。

图/《不能说的夏天》

“鲍某明”式的强奸犯们便抓住了这种庇护机制,以便施行变本加厉的折磨和凌辱。哪怕恶行被发现,只要诉诸受害人的“自愿”或“主动”,他们就有可能钻上法律的漏洞。

另一方面,受到耻感心理的作祟,长期以往,女孩们会处在相对封闭又孤立无援的“围城”里,无法破局,只能选择生理和心理上对施暴者进行双重依附,而这会在无形中继续加重性剥削。

最终,本就身处有利地位的“鲍毓明们”更加强势,而无所依靠的受害少女们,只会在日益加剧的畸形不平等关系里一再沉沦,进而走向被完全吞没的命运终章。

此外,犯罪后,邱某林高高在上的无耻态度也值得玩味。

如上文所述,早在去年9月,祝小小的母亲就已经发现了邱某林的恶行,而且直接表明了对他的厌恶和愤怒,还将他的微信号拉黑了。

但她们的反抗并没有奏效,邱某林一边对性侵的事实抵死不认,一边继续犯罪,不仅造成祝小小怀孕,还要求她“介绍女同学”给他。

 

到了调查阶段,他撒泼不认账的流氓态度依然一以贯之,一句“不认识”、“不知道”封口。直到警方取证拿到二人开房的记录,胎儿DNA的检测报告中也有所证明时,他才不得不松口,称不知祝小小当时未成年。

这种无耻得理直气壮的姿态,在此类案件中屡见不鲜,本质上还是和案件的性质有关。

无论是鲍某明、王振华等其他典例,还是本案中的邱某林,他们都是吃尽了男权的红利,进而利用本身的优势地位去性侵未成年受害者。

 

无法忽视的“雪花们”

 

不难发现,当舆论声讨的余温逐渐散去,鲍某明正在慢慢走向全身而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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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的风暴”俨然出现,甚至揭露出了更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的未成年人性侵案,折射出当前我国性教育的缺失,可祝小小生前承受的远非如此,她在精神上体验着对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绝望。

在她去世十天之前,因为曾在课上玩手机,听到声响的授课老师直接跑过去揪住了她的头发,还把她的脸往两边挤。

随后,受到当众羞辱的祝小小立刻崩溃,一直大哭,一遍遍强调自己“被强暴了”……根据她朋友的表述,“老师打了她之后,她对这个世界彻底放弃了”。

而在最初发现邱某林的存在时,祝小小的母亲是否对她进行了教育和引导,是否积极地去挖掘真相,我们也都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祝小小生命的倒计时里,当她在自己的社媒平台里写下“世界上又将有一个女孩离去”时————

死亡,竟然成了她最后且唯一的希望。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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