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韦恩斯坦性侵案:一个大亨的倒下和倒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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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斯坦性侵案:一个大亨的倒下和倒下之后

12 一月 2020 - 15:01

编者按:

2020年1月6日,美国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在一家纽约法院开庭。

相比两年前因韦恩斯坦而起,席卷全世界的反性骚扰运动,人们对这起审判的关注似乎要少得太多了。

韦恩斯坦性侵害的相关报道首先出现在 2017 年末的《纽约时报》上,由两位调查记者朱迪·坎特与梅根·图伊完成。而2019年9月,她们共同写作的新书《她说(She Said)》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她们改变了世界的报道背后,耗时数月、克服种种阻力甚至危险的调查是如何进行的。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想为大家讲述,一个大亨的倒下和倒下之后的故事。

 

“在侏儒黑猩猩的种群中,当一只雄性猩猩对一只雌性展示出攻击性后,雌猩猩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其他雌性听到后,就会立刻赶来援助,赶走雄性侵犯者。在进化中,它们神奇地学会了去集体威慑对雌性的侵害行为。”

这是美国演员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在硕士期间学到的一个案例,课程的名字是“性别暴力,法律和社会正义”。

她41岁时,选择在事业之余开始了这项学业,这门课让她对童年、对演艺生涯中的种种所见有了很多反思。

 

△艾什莉·贾德

 

在结课论文中,她呼吁女性应该意识到,被骚扰甚至侵犯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遭遇,并鼓励“结成女性间的同盟,共同反击这种行为”。

七年之后,她自己成为了这样一个同盟的“发起人”,冒着事业和法律的巨大风险,在《纽约时报》上实名讲述了自己被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的经历。

而这一系列的报道,不仅让在好莱坞不可一世的韦恩斯坦丢掉了名声、工作,被逮捕、起诉,更是在全世界掀起了鼓励女性讲出受害经历的风潮。

完成报道的,是时报的两位调查记者朱迪·坎特与梅根·图伊,她们也为此获得了2018年普利策奖。

 

△梅根·图伊(左)和朱迪·坎特(右)

 

就在今年九月,两位记者共同写作的新书出版了,名叫《她说(She Said)》,细致地讲述了她们改变了世界的报道背后,耗时数月、克服种种阻力甚至危险的调查是如何进行的。

 

 

“哈维十分,我零分”

 

△哈维·韦恩斯坦

 

这两年里,有一个社会学概念在欧美被使用得越来也多:“结构性”,结构性贫困,结构性歧视, 结构性不公,等等。

顾名思义,一方面,许多贫困、不公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由长久以来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在其中能寻找出联系与共性;另一方面,对于结构中个体所遭受的困境和不幸,应该承担责任的也并非是他们本身的所谓“懒惰”、“咎由自取”,而是结构本身并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机会和公平。

但对很多人来说,单单“结构”二字,难免显得过于笼统和抽象,难以将其与具体的联系在一起。

比如,当我在微博上搜索中文媒体对事情的报道时,在一条受害者为保留证据而偷录视频的片段下,依然看到有人为已经声名狼藉的韦恩斯坦“鸣不平”,说是“女方下套”、“主动配合”。

 

 

而这本书,就是细致地将一套性别与权力的结构剖展开,一个个互相紧咬的冰冷齿轮如何将痛苦和无助传到至个体的神经末梢。

这个“结构”当然是从施害者开始的,就连韦恩斯坦一次次性侵的行为都惊人地重复、缺乏新意:

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无数次以探讨工作、合作为名,将女演员、女助理约至自己所住的宾馆房间,穿着浴袍迎接她们,并在谈话开始不久便提出过分的要求;就连开始骚扰的借口都千篇一律,往往是请对方为自己、或自己为对方“按摩”。

有些受害者在惊吓中就范了,也有些靠沉默、把自己锁进厕所哭泣、假装接到电话、言语周旋而勉强避免了最严重的侵害发生。她们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模特,也有公司的助理等下属职员。

拒绝和事后的追责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全世界实力最雄厚、最具声望和资历的制片人之一,韦恩斯坦参与制作的300多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项或提名,从《莎翁情史》、《英国病人》到《国王的演讲》等许多影史上闪光的名字都出自他之手,在1966年到2016年的奥斯卡上,被获奖者感谢达34次之多,和上帝持平,仅次于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

 

图/《国王的演讲》

 

不夸张地说,他是定义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人之一。显然,他往往可以轻易决定一部电影、一位演员的命运,“毁掉职业生涯”也正是他对自己受害者最得心应手的威胁之一。

 

 

法律也并没有站到受害者一侧。在联邦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中,诸如自由职业者、15人以下公司员工等许多类人被排除在责任人以外,对性骚扰的追诉期只有短短的180天,且最多也只能获得30万美元的赔偿金,可能根本都不够用来支付律师费。

所以,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调解,获取一笔赔偿金后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不会向从记者到父母、丈夫的所有人讲述实情,甚至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提到,也需要让医生做出保密承诺;如果事情被其他人讲出,她们还有义务为韦恩斯坦公开出面否认实情。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公司中合伙人、同事对韦恩斯坦行为的纵容也让两位记者震惊。虽然面临着被解雇、甚至被排挤出整个行业的风险,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依然陆续有一些受害员工通过公司内部途径发出了投诉,其中的许多也在最终被管理层和董事会得知,其中一人为警示公司,甚至收集受害者的口述和其他资料等,写成了一份备忘录。

但让大多数管理层所担心的却并非女性所受的侵害,而是公司为此承受的风险以及自己“分摊”到的损失。最终,在韦恩斯坦答应了对自己的“癖好”进行治疗,并重签协议承诺“分割”此类事件中公司的责任后,其余人便停止了追究。

韦恩斯坦的帮凶甚至包括一些本应和受害者站在一起的人。在调查开始不久,两位记者很快就遇到了诸多困难,因此想到向一对著名的女权律师母女求助:Gloria Allred和Lisa Bloom。

 

△左:女儿Lisa Bloom 右:母亲Gloria Allred

 

但随后,她们很快发现,两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韦恩斯坦提供了“帮助”。

比如,在写给韦恩斯坦的一封邮件里,女儿Lisa Bloom指导韦恩斯坦如何抹黑一位在Twitter上对自己发出指控的女演员,告诉他要在谈判和解稳住对方的同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形容对方为“撒谎精”,并和Bloom一起接受采访,利用她的形象来为自己“担保”,提高可信度,总的来说,“把自己塑造成故事中的英雄”。

 

△相关报道

 

而母亲Gloria Allred也曾帮助韦恩斯坦打压受害者,打消对方公布指控的念头,逼迫对方签署一份密不透风的保密协定。两人的这些工作都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报酬。在2017年,Gloria Allred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通过发言和游说阻止了加州参议院立法禁止在性骚扰调解协议中添加保密条款的尝试。

于是,在逐渐深入的调查中,两位记者一次次听到同样绝望的故事——酒店房间,浴袍,香槟,不怀好意的恭维,按摩,以及巨大权力落差下的无助。在这套逐渐清晰的庞大系统下,许多故事已经被埋藏了几十年。

在恐惧下,她们中有人退出了这个行业,有人甚至不再全职工作。那份韦恩斯坦公司的内部报告记录了一位受害者的叙述,在描述了整个公司对侵害的纵容后,她最后说:

“我是一位28岁、辛苦打拼一份事业的女性,韦恩斯坦是一个64岁、世界闻名又拥有自己公司的制片人。

‘我0分,而哈维10分’,这是我们之间力量的关系。”

 

 “结成女性间的同盟”

战胜这样一个结构,惟一的可能就是足够多的受害者团结起来,以足够多能够相互证实的经历来打败韦恩斯坦的否认。

令人欣慰的是,在加害的“结构”里你看到了多少黑暗、懦弱和冷漠,在受害者的暗中互助里就有多少勇敢和温暖。

比如在《复仇者联盟》中的“小辣椒”格温妮丝·帕特洛,她于1998年凭借韦恩斯坦出品的《莎翁情史》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一直以来在公众面前和韦恩斯坦关系密切,两人的形象定位好像慈爱的长辈和感恩的后辈。因此,记者起初并没有计划联系帕特洛。

 

△帕特洛和当时的男友布拉德·皮特

 

没想到,帕特洛主动联系了两位记者,并在获得了她们保密的保证后,讲述了自己近20年前在位于比弗利山庄的半岛酒店被韦恩斯坦侵害的经历。

从房间中惊吓着逃出后,她立刻告诉了自己当时的男友布拉德·皮特,后者在几周后的一次晚宴中愤怒地与韦恩斯坦对峙,警告他“离自己的女朋友远点”。帕特洛随即就受到了韦恩斯坦的威胁,被告知可能失去电影《艾玛》中的角色,毁掉她刚起步的演员事业。

她委屈求全地“修补”好和韦恩斯坦的关系,再也没有试着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

 

△帕特洛(左)和韦恩斯坦(右)

 

由于两人间微妙的关系,帕特洛自然还没有准备好在报道中实名指控,却在暗中为记者不断画出调查的“路线图”:谁有可能掌握证据,韦恩斯坦的行为模式是怎样,以及他在自己公司中出名的狂躁和易怒等等。

在有记者调查自己的消息传入韦恩斯坦耳中后,帕特洛最先受到了怀疑;他甚至亲自来到帕特洛的公寓中发火、质问,但她顶住了压力,将对整个调查至关重要的合作进行了下去。

那份内部备忘录,则来自一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长期负责财务工作。他在韦恩斯坦身边工作了近30年,见证了太多次侵害、容忍和掩盖的发生。终于,他选择通过与两位记者坦承而弥补一点三十年里的沉默,并亲手将备忘录文件传到了记者朱迪·坎特的手机中。

但有了这一切,她们还是无法写出一篇报道,因为和帕特洛一样,所有的采访都是在“不被引述(off the record)”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调查记者采访过程中的一个常用约定,用来换取被采访者的坦诚,得到的内容虽然按约无法写进报道,但可以为后续的调查指明方向。与之相对的则是“on the record”,指可以实名或匿名写进报道中。

但在这样的约定下,记者们不仅无法使用得到的故事、经历,甚至无法将某位受害者的故事分享给其他人。于是,在大多数受害者心中,自己是孤身一人的,选择公开就意味着独自承受韦恩斯坦法律团队和业内地位的攻击。

“只要有其他人公开,那么我也愿意。”两人无数次收到这样的回答。

 

最终,在记者的劝说下,开头提到的艾什莉·贾德成为了第一个愿意在报道中实名公开的人,亲身将大学中设想过的“女性同盟”付诸实践。

之后,又有数十位演员、雇员和助手选择了实名或匿名公开;一位洛杉矶分公司的前高管则讲述了公司外部形象的成功与内部的混乱间的巨大反差,以及将受害者噤声的内部文化。再加上那份佐证了一切的内部备忘录,两位记者在2017年10月5日的下午两点,将报道首发于《纽约时报》的网站上。

报道的标题:《Harvey Weinstein Paid Off Sexual Harassment Accusersfor Decades》(几十年来,哈维·韦恩斯坦一直在向性骚扰指控者行贿)。

 

“完美受害者”的苛求

对随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熟悉得多了。

韦恩斯坦身败名裂,被公司董事会开除,公司也在一年多以后破产,许多曾经获得的奖项、名誉头衔也被收回。在2018年5月,纽约检方正式以多项性骚扰、性侵罪名,将韦恩斯坦逮捕、起诉。

 

△韦恩斯坦在法庭上

 

两位记者和同时报道韦恩斯坦的《纽约客》记者罗南·法罗分享了2018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在这些报道的鼓舞下,从好莱坞到学术界,从硅谷到麦当劳,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女性开始讲出自己的受害遭遇。

这些声音第一次被公众严肃对待,被指控、被证实的男性也第一次开始为此付出代价:失去工作、声誉,受到谴责。这其中,有演员凯文·史派西,喜剧明星C. K.路易斯,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还有多名两党的众议员、参议员。

对这种变化的指责也随之而来:“太过火了”、“冤枉了男性”、“代价过于严苛”等等。对于某种意义上自己所“发起”的一切,两位记者也从没有停止反思、疑问:

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已经发生?这是好是坏?

仿佛一个对此的回答一般,不久以后,又一个轰动世界的故事摆在了她们桌前。随后一切的走向和发展也清晰地让人们看到,围绕、包庇韦恩斯坦的结构虽然已经倒塌,但环境中厌女、欺压的大结构却依然纹丝未动。

这就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对当时的候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

 

△福特博士在听证会上

 

我边读书中的这一段,边回忆着一年多前我在新闻中看到整件事的过程。福特博士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是卡瓦诺提名程序的后期,如果不出意外,他即将在参议院被确认通过。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福特博士的故事。她说,自己在高中时期的一次派对上,被卡瓦诺和另一位男同学推进卧室中试图性侵,她用力挣脱并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中才得以逃脱。

人们被震惊了。议员和媒体迅速开始讨论该如何对待她的指控。最终的决定,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额外为此举办一次听证会,请两人分别陈述并接受询问。但福特博士的出席却迟迟不被确定,甚至她的律师一度在新闻中声明她选择不参加。

但在参议院给出的截止日期前,她改变了主意。由于网络和媒体中几乎没有她的清晰照片,绝大多数人是在全国直播的听证会上才第一次看到了她的样子,听她在开场陈述中语气颤抖却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当天发生的故事,并在随后回答了来自两党参议员的问题。

卡瓦诺则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行为的失当,称自己对派对本身根本没有印象,在一生中也从未对女性有过侵犯行为。

最终,他以微弱差距通过了由共和党把持多数的参议院,成为现任九位大法官之一。

 

△卡瓦诺

 

从福特博士最初发声开始,一些冷血而熟悉的指责也随之而来:说她“想出名”、“存心抹黑”、“是民主党阻挠提名的借口”,“存心捣乱所以最后一刻才出来”;他们同情卡瓦诺,认为他没有得到“疑罪从无”的对待,因此在正式成为大法官前就“无端遭遇了名誉上的重创”。

但在这本书的最后两章中,一个立体、全面得多的福特博士被呈现出来。人们这才明白,在当初新闻中那些让自己困惑的踌躇、改口与信息空白背后,是一个受害者怎样的无助、惊恐和茫然。

福特博士的发声并非是毫无来由的。她早在特朗普发布大法官候选名单时,就注意到了这个伤害过自己的名字,还在给朋友的邮件中表达了厌恶。随着名单的缩短,她的不平也在增加:

为什么这段经历带来的痛苦自己至今都无法摆脱,而加害人却能毫无包袱地坐上行业和事业的顶峰?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影响整个国家几十年的重要职位,她觉得,公众有权知道候选人曾经的行为,用她自己的话说,讲述经历不仅是为她自己,更是一种“公民责任(civic duty)”。

但同时,她也看到,此前发声的受害女性无一例外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恶意,哪怕她们所讲述的一切都被证实。

 

图/《早间新闻》

 

福特博士生活中最有热情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学术,对这种许多人眼里的“名气”则是避之不及。她也很少使用社交媒体,没有自己的推特账号,在网上上传过的照片只有一张戴着墨镜、模糊不清的度假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没人能找到她的照片。她害怕自己平静的生活被打扰。

权衡之下,她联系了《华盛顿邮报》,以及自己所在加州的女参议员戴安·范因斯坦,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咨询了两位律师。她向所有人提出了严格保密的要求。

她咨询的律师有代理这类受害者的专长,在听完她讲述的一刻,就完全明白事情的发展、她将受到的打扰和攻击一定是远超出她想象的,于是一边尽可能地向这样一个埋头学术、并不关心热门议题的教授解释,一边向两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寻求建议。

渐渐的,她从各方得到了相似的回应:想站出来,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公众得知身份,哪怕是闭门向委员会作证也在所难免。

 

图/Twitter

 

多年以来,她曾向丈夫、朋友数次提到过这段经历,甚至为此看过心理医生。她整理出这些记录作为证据,还进行并通过了一次测谎。在这之间,卡瓦诺被正式提名,随后的几场听证会上也并没有什么波澜。

但现实没能允许福特博士继续犹豫下去,她的信息和指控开始被泄露出来,以至于秋天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已经有记者堵在了她的教室外。

不得已,她只好授权之前联系过的记者发表和自己的采访。律师们预料到的一切恶毒攻击都涌来了:污言秽语,人肉搜索,以及死亡威胁。她不得已为雇用了私人保镖,暂时从家中搬出,对是否出席公开听证更是无从、甚至没有经历作出决定,律师面对媒体也只好不给出绝对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她从未对这样的场合做过任何心理上、现实中的准备。她的律师需要从头开始向她介绍流程,预估问题,甚至在她决定参加,到达华盛顿后,才发现她连合适的正装都没有,她第二天身上的紫色套装是临时买来的。

全程问答中,她显然是拘谨、害怕的,但叙述和回应却一直保持着条理清晰。

 

△福特博士回答共和党一方的问题

 

在这最后两章对幕后的记录中,一切通过揣测动机建立起的阴谋论都得到了解释。

她没有“私货”,也不想“出名”,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利益,反而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花费,自己更是被二次伤害,身心俱疲。

尽管如此,她仍方方面面都达到了受害者中最“完美”、最“体面”的状态,中产,事业有成,能从心理学出发解释自己的遗忘,冷静,克制,专业,隐忍,却依然没有获得最基本的尊重和聆听——也是她唯一的要求。

但我们忘了,这种“完美”,本不应是受害者的义务。

 

“戴安,对不起”

描述完一次艰难而前所未有的觉醒、进步,紧接着又展示出它所面对的系统依然多么顽固、多么密不透风,这是一本读完后会让人沉重的书。

但尽管如此,结合这一年多里我们自己的所见,给人希望的理由还是足够多的。

坎特和图伊远非是第一批试图查清韦恩斯坦的记者。但此前的调查,要么因为受害者被威胁、抹黑,要么因为媒体不愿牺牲和韦恩斯坦的商业关系而最终作罢。而相比之下,除了过硬的专业素养,两位记者同为女性的共情是在最困难处也坚持进行的重要动力。她们供职的媒体,同时也给了二人技术层面的充足帮助和面对压力时的坚定支持。

 

△记者朱迪·坎特(中)、梅根·图伊和女演员艾什莉·贾德(左)在《今日秀》上讨论坎特和图伊的新书《她说》

 

各种层次的改变都有所发生。工作场合中,原来被视为无伤大雅的调情、玩笑不再被允许,员工投诉与反馈的渠道普遍变得更加畅通;在调解协议中禁止加入保密条款的法案,被摆上了多个州级甚至联邦级别的立法议程。

更深层次上,也有人开始反思:一直以来,文学与文化中营造的“浪漫”,应该包含明确的“征求允许”环节,应该塑造出更独立、多样、以自主而非娇弱顺从为美的女性形象。

书的最后,作者写到,《纽约时报》曾在网络上发起一次调查,问读者是否有曾经对女性行为不当的经历希望坦白。一位已经82岁的读者回忆道,自己曾在1952年试图强吻过一位同学。

“戴安,对不起。”他说。

 

参考资料:

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挑逗女性后涉嫌实施性侵:https://m.weibo.cn/5943595658/4284071548606653

韦恩斯坦的维基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vey_Weinstein

Lisa指导韦恩斯坦“应该成为您故事中的英雄,而不是反派”:

https://pagesix.com/2019/09/10/lisa-bloom-told-harvey-weinstein-he-shoul...

华盛顿邮报发布的福特博士的故事: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california-professor-write...

 

作者:程贤

关心性别,媒体和人文,喜欢一切关怀个体尊严的人和思想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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