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叔叔阿姨,可以别把我受性侵的事告诉全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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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阿姨,可以别把我受性侵的事告诉全世界吗?

7 九月 2017 - 11:09
(橙雨伞公益)“如果学校里有同学提到你的过去,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面对提问,小晴用惊恐万状的摇头做为回应。
 
5月12日,登上各大媒体头条及热搜榜。该文章报道了广西钦州幼女小晴(化名),如何在父亲吸毒、母亲遗弃的无监护能力家庭中生存、成长,直至因法定监护人的监护缺失,而在今年大年初七之夜,惨遭强奸的经历。
 
该文在刊发之际,配发了小晴姑姑手持村委证明的图片,由于这个详细记录受害女童姓名及所在乡村名称的个人信息证明,在未打马赛克的情况下,被全盘托出,导致了网媒刊登的次日,发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电话,直接打给受害女童家人的情形发生。
 
“我当时害怕极了,唯恐小晴本人接到此类电话,一时想不开,会做出什么过激之举!事发之后,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小晴的堂姑莫女士称。
 
据她透露,事发之后,是在广州打工的她,求助于公益组织,并联系援助律师及媒体介入小晴案件的。所以她非常担心自己当初的举动,最终引来灾难后果。
 
“我唯一能做的是,赶紧把小晴接到广州,让她暂时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谁能帮我躲开媒体的伤害?
 
“我们给小晴做了约两个半小时的应激心理干预,发现不管怎样小心引导,一旦话题接近侵害事件本身,她便会以种种‘打岔’方式绕开,最终回避掉此类问题!她的这种‘屏蔽’态度,会导致对她的有效心理干预大打折扣!”隋双戈博士很是忧虑。
 
作为我国第一家性侵害预防及援助公益网络平台——《春风网》的创始人,隋博士对性侵事件的受害人有丰富的心理干预经验。
 
“她这种过度反应很容易解读:就是曾经的伤痛至今没有痊愈!如果我们身上有一块重创没有愈合,谁会再让别人去触碰伤口?”
 
在隋双戈看来,性侵本身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创痛,加之事发后亲人的冷漠及媒体泄露隐私带来的“二次伤害”,都是导致小晴对外界丧失信任、将自己封闭起来的祸首。
 
“作为从事性侵害报道的专业媒体人士,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透露被害人信息,在我看来,都是不可饶恕且无法理解的!”隋博士认为。
 
“因为媒体报道的初衷,本来是提起社会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并加以预防,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重了受害人的受创,性质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从新闻伦理上讲,此类行为无疑应该受到谴责。”
 
 
“二次伤害”的不仅仅是心灵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诉讼部主任赵辉称:所谓“二次伤害”指的是受害人遭受性侵犯后,其家人、媒体、办案的司法人员(公、检、法)及周围的人在言语上、态度上对受害人的继续伤害。
 
媒体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有意无意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信息,以及披露一些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评判指责等。
 
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二次伤害”做出规定。按时间顺序,分别是2012年3月14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2012年12月13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10月23日公检法司四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后者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了“不伤害”原则。
 
第14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性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害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所在学校、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有关人员到场,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对与性侵害犯罪有关的事实应当进行全面询问,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
 
而截至目前,对媒体报道中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限制规定及处理意见。
 
“但这并不意味着涉事媒体可以不承担损害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和六月一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等,对违法透露受害人真实信息的新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赔偿!”小晴的援助律师认为。
 
据他透露,除了小晴案之外,在他代理的“百色性侵案”中,也出现过媒体在文章中使用受害者真实名字,甚至从受害人QQ空间中,“盗走”受害人与家人合影,并在配文中注释为“被王杰性侵过的女孩”等情形。
 
“这些媒体所做的‘二次伤害’,让本来秘密进行的指证,变得‘大白于天下’,让她们的家人、同事纷纷知晓她们的过往,使她们的生存变的举步维艰。这也直接导致了相约出庭的三位女孩,集体爽约拒绝出庭!也使更多的王杰案件的其他受害人,不愿站出来进行指证!”该律师称。
 
 
用法律给“二次伤害”上紧箍咒
 
“必须正视‘二次伤害’在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小瞧‘二次伤害’的后果,一旦处理不好,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比“一次伤害”更可怕,它会引发更多的隐性案件。”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佟丽华认为。
 
调查显示,从1998年至200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妇儿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29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29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3起;“私了”不成转公力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不愿控告的有9起。在29起个案中,证据保全完整,犯罪人得到刑罚的有7起。
 
中心主任龙思海介绍,在前来求助的当事人中,不少人感到在寻求公力救助中的“二次伤害”,最终影响了更多的人,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将公力求助转为寻求“私了”,使更多的性侵案件转为隐性“沉底”。
 
“我认为,仅从新闻伦理角度要求媒体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参考港台及欧美立法经验,对媒体在涉性侵案件报道中的二次伤害,用‘法律’束上一道‘紧箍咒!’加以制约!”小晴案律师坦言。
 
 
作者 张倩
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特约专栏,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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