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如果有一天女记者们都闭嘴了,请记住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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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女记者们都闭嘴了,请记住是因为性骚扰

18 五月 2018 - 09:05
(橙雨伞公益) 2017 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 22.8 万,其中女性占 48.23 %,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然而,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
 

“我被强吻时,你却笑笑不说话”

4 月 13 日,香港有线电视体育台郭姓女记者在国际七人榄球赛决赛期间进行直播时,被两名外籍男子同时从后方强吻脸颊。从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出记者脸上的窘迫和不情愿;被强吻后,记者立马推开了两人。
 
 
事后该女记者在 ins 上表达自己无奈、无法接受的心情。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亦指出,根据香港《性别歧视法案》,这种行为或涉性骚扰。
 
令人咂舌的是,有线电视新闻执行董事赵应春却对外表示,此事公司不予追究,还说“一笑置之”。由此,公司对女记者公务期间遭受性骚扰的轻视程度可见一斑——性骚扰不过是云淡风轻的笑谈而已。
 
试想一下,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尚且如此;若是在摄像头没能记录到,或是无旁人在场的场所发生的性骚扰呢?
 
是不是就真的是梦一场的“窦娥冤”?
 
一时间,网上一片沸腾,女记者的职场生存现状赤裸裸地撞进公众的视线;但实际上,女记者这个看上去占据发声优势的群体一直挣扎在职场性骚扰的“灰色地带”。
 
我们只看到她们常年奋战在真相第一线、“用事实说话”。可当事情落在自己头上时,事实却无法帮她们说话了,甚至还出现女记者需要用身体交易换取信息的情色传闻。不少人不仅作壁上观,还大言不惭地讽刺,当下我国的女记者已经沦为“女妓者”。
 
如此恶意的揣度,恐怕不能只归罪于少数人道德的沦丧,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整个传媒行业在正义感面前的集体失声和对现实“潜规则”的选择性妥协。
 
今年三八节之际,广州性别教育中心、ATSH 与中国国际女性影展联合发布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超八成(83.7%)女记者曾遭遇过程度、形式不一的性骚扰,42.4 %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 %遭遇了 5 次以上的性骚扰。经历性骚扰之后,61.4 %的女记者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
 
遭遇了 2 次以上性骚扰的 176 名当事人中,有 44 名表示严重影响了与人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交往。29 名记者有持续的精神压抑,10 名有自残或者自杀的倾向。
 
这些具有实证意义的鲜活数字,强烈地冲击着我们对这个群体生存现状的认识。
 
即便是在他人看来似乎更敏感,更强势,有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的女记者,遭受性别暴力的现状也不容乐观。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 %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 3.2 %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选择报警的,仅占 0.6 %。
 
正如报告发起者黄雪琴所说的,“数据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这个结果再一次无情地证实了“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大多数性骚扰受害女记者都选择了沉默”这一经验性结论。
 

“无据可依、无计可施,最后我只能无可奈何”

曾经,记者是一个被称作怀揣“新闻理想”的神圣职业。
 
传媒人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如此描述自己的新闻理想: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的栖居’。对我来说,我大概只能在新闻中找到这种诗意的状态。
 
“我坚信,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它的每一丝张力映射到读者身上都是一次生命的震动。”
 
然而,很抱歉,在女记者遭受性骚扰这件事上,我们没有看到新闻界这种所谓纯洁却又强韧的张力,更多的是适时噤声的世故圆滑和视而不见的自私自利。
 
受访对象不能得罪、单位领导不敢发声、饭碗工资不能丢失、行业机制无据可依,四方困境的集体沉默直接堵死了受骚扰女记者的所有出路,无可奈何却又无计可施是她们最真实的写照。
 
除了行业内的不友好,女记者还要面对全社会对于这一职业的偏见和歧视。她们受到攻击,并不基于她们的业务能力,而是源自她们的性别。
 
2017 年财新一位女记者报道了“ICO (区块链项目发行代币)被定性为涉嫌非法集资”的消息,其后,她的邮箱和社交媒体账户就被攻击和威胁刷爆。键盘“侠”们想出了无穷无尽、不堪入目的蹂躏奸杀这位女记者的方法,甚至“高屋建瓴”地总结,“女记者是见了要绕道走的生物”。
 
此时,对于一个记者的功绩评判,已经完全脱离业务水平的标准,而是把炮口对准了女性这一性别:
 
因为她是女的,所以这些事情不可饶恕的程度指数增长了;
 
因为她是女的,所以天底下女记者都不是好人,她们成为了独立于男人女人以外的第三种生物,不同于其他的记者。
 
活脱脱的厌女逻辑,无比讽刺地展现了一个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职业愿景标准——出类拔萃是不被允许的,安分守己才能保平安。
 
正如女权主义者奇玛曼达·恩戈奇·阿迪契在 《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 的 TED 演讲中所说的:
 
我们告诉女孩你可以有志向,但不能太有志向;你可以成功,但不能太成功,否则你将威胁到男人们。
 
否则会如何呢?
 
2014年一项推特研究发现,女记者收到侮辱性评论的概率是男记者的三倍 ;保护记者协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提出,攻击者想表达的是:
 
说太多话的女人应该被强奸。
 
——直至今日,男权主导的社会,还在使用肢体、语言上的性暴力威胁震慑女性,从而达到自我满足,或者威慑女性退出行业市场的目的。
 
很不幸的是,在保护机制缺失的今天,厌女症言论的攻击可能会导致寒蝉效应,使女记者们不再在网络上发声;还会阻碍表达自由,最终侵害新闻自由。
 
殊不知,女性的每一次让步,正是对于这种男权欺侮的默许和纵容。
 

“我只是需要一片安全的净土,来支撑我的新闻理想”

如果说,新闻理想是暗黑中的一簇火苗,那安全保护机制必定是不可或缺的空气。无法顾及人身安全的的理想无异于真空罩里点火,即便再大的花火也终会归于沉寂。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环境,我们更应该为女记者提供全面的保护机制。
 
首先,我们需要在各级新闻媒体中营造全面的安全文化。
 
2017 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办的关于女记者面临的网络威胁和危险的讨论会上,一位参会者说:
 
一位自由撰稿人有安全意识是不够的,一个编辑有安全意识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创造的是一种安全文化。每个角色都需要一起努力让安全文化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也正是各国新闻界需要学习的,只有把女记者的工作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才能谈其他实质性的措施。
 
其次,法律支持必不可少,只有有法可依,才能在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女记者的权益,同时起到威慑不法行为的作用;技术层面上,在派遣记者前应该进行风险测评,并提供标准的流程、培训和工具包。尤其是对需要在恶劣环境下工作或涉及危险话题的记者,应该为他们提供加强人身安全和数字安全的培训。
 
另外,对于女记者的心理关怀也必不能少。适时组织一些心理健康和创伤培训,尤其对于那些在工作中遭受到性骚扰或者性别攻击的记者,应该有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士进行开导。
 
最后,各个媒体机构也可以积极寻求和 NGO 组织的合作,值得借鉴的是于 2017 年 3 月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新闻业女性联合会,创新施行导师制:
 
通过建立横跨全球不同地区和语言的导师网络,来连接并支持女性记者,从而帮助女记者打破职业中的一些性别瓶颈,且让她们能及时学习到最新的新闻报道技能。
 
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公权力,新闻的职责是还原真相。既如此,就不该让新闻界的公正性因为性骚扰的丑陋而蒙尘。
 
只有最大限度的保障女记者的从业安全,才能让社会听见更多女性之声!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 Doris
传播学在读,一枚90后处女座完美主义者,愿为平权事业贡献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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