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花花公子》的封面为什么不放兔女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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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封面为什么不放兔女郎了?

6 八月 2020 - 06:08

“留声机上放着轻柔的音乐,面前放着鸡尾酒和一两样开胃小菜,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坐在对面,而我们将就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爱进行一些安静的讨论。”

这段令人浮想联翩的描写,出自《花花公子》(playboy)1953年的创刊宣言。

今年3月,这本风靡了大半个世纪的成人杂志宣布停刊,今后只以电子版形式更新。尽管官方给的理由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内容生产及供应链大受打击”,但很显然,疫情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在多股新兴势力的挤兑下,《花花公子》早就不行了。

这本忠实反映了男性最本真欲望的杂志,为什么会落得仓促收尾的局面?

 

封面女郎,一段历史

 

《花花公子》的兴衰史,还得从封面女郎讲起。 

这本老牌杂志的创刊人——休·海夫纳,原本只想做一本面向男性的严肃刊物。

选用性感美女作为卖点,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所有男人都有效的营销战术。

1953年,在筹备创刊号时,27岁的海夫纳向亲友借钱,从一家日历公司买了几张玛丽莲·梦露未经出版的写真,将其放在创刊号的封面上,结果杂志一上架就被疯抢一空。

事实证明了,对于男人,“色诱”战术简直不要太好用。

在随后的1960年,乘着美国性解放的风潮,《花花公子》延续了性感美女加码的路子。杂志一炮打响,海夫纳也过上了像杂志里倡导的那种风流富足、纸醉金迷的生活。

1960年,花花公子俱乐部里,时年34岁的休·海夫纳被兔女郎所环绕

图/美联社

风头正盛的时候,《花花公子》都有过什么样的封面女郎?

要不就是当红艳星,要不就是惹火名模,反正都是曲线玲珑、正值韶华的妙龄女子。

1964年,美国女星唐娜·米歇尔以“兔子头”姿势登上封面。

 

1969年,与梦露齐名,有着“性感小猫”之称的法国女星碧姬·芭铎。

 

1971年,首次有黑人模特登上杂志。

 

后来,杂志又把目光投向了在其他领域活跃的女性。很不幸的是,接受邀约的女郎大多因“卖弄性感”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代价,有些甚至断送了自身的职业生涯。

1980年,特邀美国政府公务员来拍半裸封面,可以预想到其争议之大。

1985年,当时凭借个人专辑《Like a Virgin》走红的麦当娜,因登上封面而错失大奖。

1989年,9位华尔街女精英被邀请来拍摄半裸写真,结果有7名被各自的公司辞退。

1994年,纽约女警成为封面女郎后,因“不合时宜使用警服”而被终止了警察生涯。

 

封面虽不乏美感与格调,但还是被外界质疑有“物化女性”之嫌——尤其是当性感女郎和男性同时登场时,女郎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种类似玩物的定位。

不过,纵观那么多年的封面,虽然一直都不乏尺度较大的,但审美取向也随着时代变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

2012年,经典兔子椅和金发美人

到了2017年,多了一些看起来更“叛逆”的女性形象

 

今年初,在发售春季号后,《花花公子》的纸本事业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封面男郎,延伸想象

 

虽然纸质版停印了,但是杂志还在延续其生命。数字化杂志的第一期,破天荒邀请了一个男人来做封面人物,他叫坏痞兔(Bad Bunny),是一名饶舌歌手。

封面延续了以往绮丽香艳的风格,只是性别对调了一下

这位男歌手骚气外露,与典型的直男形象不符:戴上了抢眼的红色墨镜、贴着兔子头唇贴、炫耀着浮夸的美甲、手上展示着红宝石戒指……总之,和以往登过封面的男士比起来,他更像被观赏的玩伴,而不是发出凝视的对象。

坏痞兔自从职业生涯以来,就一直反对男歌手必须以富有“男子气概”的形象示人,在音乐探索里也做过不少尝试,试图打破男女之间外在形象的边界。

其实,这次特邀“封面男郎”并非首例。

早在2018年,《花花公子》就邀请过男艺人艾兹拉·米勒拍封面写真,不过只现身于电子版。

 

米勒是一名美国男演员,曾经公开了自己的酷儿身份:“我既不认为自己是男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女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人类。”他在写真中的出格扮相把不少人吓坏了。

2017年11月,法国知名的跨性别模特伊妮丝·拉奥,也曾登上过封面。

虽然被质疑利用“酷儿美学”来牟利,不过说实在的,因为这个赚到钱了,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毕竟创刊之始,也是为了拉拢占据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异性恋男子,才用玛丽莲·梦露的裸照来做噱头。

至少,这些“另类”的封面人物,重新诠释了什么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或多或少打破了大家对于“男性向读物”的负面印象,也延展了我们对这个花花世界的欲望想象:世界不一定是非黑即白、非男即女,像架了铁丝网一样不可逾越的。

男人也可以卖弄风骚,女人也可以发起凝视——男女之间是流动的、动态变化的。

只不过,这个改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无尽的争议:

物化女性,还是赋能女性?

 

近几十年来,女权浪潮在美国的盛起,使得《花花公子》面临着无穷无尽的争议。

作为美国性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创刊人休·海夫纳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两性平权者,但也有人犀利指出,他提倡的根本不是女性的裸露自由,而是男性的凝视自由。

美国的女权主义领袖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就曾潜入过花花公子的兔女郎俱乐部,为取素材充当侍应生的角色。1963年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控诉道:“这份工作令人精疲力竭、制服紧绷难受、顾客低俗不堪,对女性的不尊重一览无余”。

左:年轻时充当兔女郎“卧底”的格洛丽亚

右:格洛丽亚近照 

随着女性经济地位提高、社会地位的崛起,她们对消费女体的行为发起了猛烈进攻。无可奈何地,《花花公子》也在艰难挣扎中迎来了变化——虽然伴随着阵痛和反复。

2015年,《花花公子》宣称“不再刊登女性裸体”。但是,当发现销售量大幅度滑坡,铁杆粉丝不买账之后,《花花公子》当时的掌舵人,休·海夫纳的儿子库柏·海夫纳,又反悔了。

第二年,裸照重回杂志,库柏还表示:“裸体从来不是问题,我们杂志必须找回自我认同,再次定义自身。”

说那么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有举措只不过跟着大家的钱包走而已。

其实,相比起最热火朝天的时期,在停止发布纸质版之前,《花花公子》的销路早已下滑太多,杂志的运营似乎有些吃力,休·海夫纳本人也变卖了豪宅。造成这一局面的,似乎不仅是女性阵营这边的施压,也是数字化媒体,尤其是网络色情内容带来的冲击。

年轻人不再需要特地前往报刊亭,把一份封面令人有些尴尬的成人杂志带回家,只要用手指轻滑两下屏幕,就能在网上享受更吸睛、更劲爆的内容——而且大多是免费的。

这种便利,也宣告了《花花公子》等传统成人杂志的失势。

在我看来,《花花公子》确实开创了新的气象:在性保守的年代,除了给男性提供视觉福利之外,也给女性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让她们获取了展示性感——一种不被允许的特质的渠道。而且杂志的格调和品味并不低,还刊载过为性少数和黑人群体发声的文章,在当时可谓别具一格。

创刊号采访了音乐家迈尔·戴维斯,畅谈作为黑人在美国的生活


 海明威发表在《花花公子》上的文章

但是,当它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时候,就该忍痛断尾。等它思考好自身的定位之后,再重振旗鼓也不迟。

其一,虽然是面向男人的杂志,至少不能让女性太反感。

其二,对于男性气概的定义,也需要重新被解释和拓宽。

——这两点,也是《花花公子》在未来需要兼顾的方向吧。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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