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大清都亡了,为什么赌王还能娶4个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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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都亡了,为什么赌王还能娶4个老婆?

30 五月 2020 - 11:05
5月26日,澳门“赌王”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最初的悼念后,网友们的关注点迅速转移到他5000亿的家产该如何分配上,新媒体人则再次梳理起他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何鸿燊一生迎娶4位太太,孕育17名子女,其中为赌王生下五个后代的二太太蓝琼缨,嫁给赌王时才14岁。
 
 
在奉行一夫一妻制的我国,赌王一家显得落后、守旧且充满神秘感。
 
赌王一家的相关花边新闻也向来为众人所乐道,此前名模奚梦瑶被赌王与第四位太太的儿子何猷君求婚一事,就吸引了大批吃瓜群众。
 
可是,赌王家族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一夫多妻的现象还在延续吗?
 

“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

 
在文化人类学中,一夫多妻是指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于一位妻子的婚姻习俗。一夫多妻制下,有平妻制、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多妾等形式。古代中国主流的婚姻形式,便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注:平妻制,是指一夫多妻制度下有多名正妻的情況。
 
尽管一夫一妻制是现在大多数国家法定的婚姻制度,但明确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仍有不少,如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也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
 
前不久,美国犹他州一项正式生效的修正案,就将一夫多妻“去罪化”,已婚人士可接纳额外的配偶,只要新配偶自愿加入。
 
 
明确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和非洲,主流信仰是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国家,“一夫多妻制”被认为是“古老传统”而得以保留。
     
据媒体近期报道,安哥拉一位73岁的“大老爹”病逝,他生前一共迎娶了40多位妻子,留下281个孩子,孕育了250个孙辈。光参加葬礼的直系亲属,就有近500人。
 
在马来西亚,有华人团体领袖还曾提议,让当地华人跟穆斯林一样奉行一夫多妻制,扭转华人人口比率下降的趋势。但质疑同样不少,不少网民指出,当地华人生育率低是因为养育孩子不便宜,不是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可以解决的。
 
祖鲁族出身的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结过6次婚,78岁高龄仍拥有4房妻妾。在南非的祖鲁人虽然已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依然保持了一夫多妻制的传统。
 
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和他的妻子们
 
在港澳地区,由于英葡殖民时期的民法沿袭了《大清律例》,当地华人可以根据律例纳妾或休妻。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着手推动婚姻制度的改革,1971年通过了《婚姻制度改革条例》,才在法律上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清律例》被正式取消,“纳妾制”改为不合法。但香港法律承认律例废止前登记的婚姻,因此至今仍有一夫多妻的例子。
 
不过,即便是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和地区,一名男子在法定婚姻之外拥有众多情人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这些行为往往被称为婚外同居、“包二奶”。男性或公开或秘密地与情妇来往,甚至与她们生子。
      
这种供养婚外情人,生育非婚生子女的情况,可称为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所谓“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赌王何鸿燊,除了拥有合法的一妻一妾外,就还娶了两位无法律关系的姨太太。
 
经济因素在这种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中影响很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与内地收入消费差距极大,香港低收入的工薪族用较低的花费,就可以在深圳包养内地女性。
 
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部分村落由于住满二奶,被称为“二奶村”。包二奶造就了“绝望的主妇”等社会问题,成为一时热议。
 
尽管有公益人士一直在呼吁相关法律监管,但时任香港大法官邓国桢的一番话,可窥见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
 
邓法官说:“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础上,男人可以包二奶,可以有情人、情妇,也可以与她们生儿育女,这些都是合法的,无需法例监管。”
 

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为避免继承关系混乱,“一夫一妻制”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但贵族、士绅、富商这些特权阶级可以纳妾,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妻与妾的身份地位,差别甚远。所谓“聘为妻,奔为妾”,妻是正式配偶,须明媒正娶、三书六礼。妾出身低下,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其家庭出卖为妾,成为夫家的一份财产。
 
纳妾也不需要举行婚姻仪式,一般由妾向妻斟茶,喊声“大姐”就行了。一旦女子卖身为妾,去留就全凭夫家的好恶。
 
妻与妾生育的子女待遇也有显著区别,前者称“嫡出”,后者称“庶出”,前者才具有正统法理的继承权利。
 
注:嫡是指正妻及其所生子女,庶指正室以外的女性(包括妾、婢妾、情妇等)及其所生子女
 
当然,一夫多妻只是少数男性的特权。在古代中国,一些贫穷的乡村地区,一妻多夫很可能是更为普遍的现象。
 
在《清代的一妻多夫制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介入》(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一书中,作者揭示了18-19世纪,一妻多夫和卖妻现象在底层社会的流行。
 
由于贫困、男女比例失调(溺杀女婴的情况并不鲜见)、人口高速增长、耕地资源紧张等原因,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男性,通过共享有限的女性“资源”来满足性生活。
 
士大夫精英阶层制定的性别秩序,从根本上无法与底层人民的生活需求相契合。贞洁崇拜、性别隔离等儒家意识形态,对底层社会的穿透其实十分有限。
 
在男多女少的背景下,女性被物化甚至明码标价。但作为农村社会的稀缺性劳动力,她们可以通过一妻多夫这种另类的家庭组合方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他男性的议价能力。
 
贫穷的农村男性,通常以结拜兄弟或入赘的形式,共享一个妻子,并让她作为共同财产的管理者。
 
到晚清时期,一夫多妻制,连同吸食鸦片、缠足等,被视为旧中国衰朽败落的象征。扭转这一性别关系,成为现代化工程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男女平等思潮逐渐兴起,但社会风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精英阶层纳妾之风依旧盛行,狎妓、逛窑子等“风流经济”蓬勃发展,甚至成为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
 
在纳妾盛行的背景下,民间依旧沿袭清代兼祧习俗,将妾视为正妻。京剧名演员梅兰芳先娶王明华。1921年,以兼祧名义娶福芝芳。1927年,再度以兼祧名义娶孟小冬。
 
注:兼祧,指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
 
福芝芳与梅兰芳及儿女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中华民国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致力于向国民做出“提升女权”的表态。
 
尽管国民政府声称从法律上不承认“妾”的存在,但《民法》最后的落脚点,也仅仅是取消了“妾”相对于“妻”的仆从作用,并认可了“妾”的家属身份——对落实一夫一妻制没有更多的推动作用。
 
1935年,国民政府修订《刑法》后才规定,未得到妻子认可的纳妾行为,可视为通奸。
 

一夫多妻与男性气概

 
事实上,只有等到中共建国后,才真正从法律和社会生活两个层面,禁绝了“纳妾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正式公布,这份法案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正式废除了多妻制,禁止重婚、纳妾等“陋俗”。
 
1949年到1976年,当时的政权追求严格的性规范: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是“禁忌”。
 
由于从就业单位到邻里之间的密切监督,非婚性行为受到了高度监控和压制。那些被发现有婚外情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府认为男性有责任维护性道德,而这一任务曾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比如旧社会为女性设立的“贞节牌坊”——尽管也有男性忠于伴侣的例子,但受性道德普遍约束的还是女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式的一夫多妻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东莞制造业厂区,男性工人轻轻松松就可以脚踩几只船。“一个同居,一个恋爱,一个情人”,女朋友少于两个,还会被笑话。
 
查处官员贪腐,情妇也成为重要突破口。所谓情妇反腐效应,可窥见这一现象的流行。
 
一夫多妻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对性行为控制力度下降有关,但促使大量中国男性进行婚外性行为的原因背后,寻求表现“男性气概”可能是原因之一。
 
表现“男性气概”有几个方面。首先,一个男人要坚持传统婚姻、家庭、父权、孝道等结构所定义的规范角色;其次,他还要维护家庭之外的同性社会关系。通过同性社交网络,男人们进一步拓展人脉,寻求职业发展,积攒个人财富。
 
而社交场所,包括餐馆、卡拉ok厅、桑拿房和妓院,在这些情况下,购买女性的性服务是标准化的流程,并被视为生意场上男性之间互建信任、巩固关系的重要因素。
 
对于一些精英男性来说,坐拥三妻四妾,就跟拥有豪宅、奢侈品、限量版汽车一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作为丈夫和儿子,他们需要履行对妻子和父母的责任。但作为成功人士,他们也需要通过包养情妇,来向其他男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两者似乎并行不悖。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妈宝男”罗志祥,同时也可以是出轨成性的“炮王”了。
 
同时,搞婚外情属于私德层面,并不影响男性作为国家忠诚主体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礼数的道德范畴内。因此,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一夫多妻都植根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中,从未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但通过包养情妇来炫耀“男性气概”又是否合理呢?恐怕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受其害吧。
 
 
 
作者:手工可可棒
爱看电影的中文系妹子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参考资料:
[1]Brittany Wong.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China Who Took A Husband -- And Then, Another[EB/OL].Huffpost,2017-7-17.
[2]Christine Hauser.Utah Lowers Penalty for Polygamy, No Longer a Felony[EB/OL].The New York Times,2020-5-13.
[3]Kam Louie.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M].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2016:13-29.
[4]伍家熹.從司法史和性別研究的角度看清代的社會分層:評蘇成捷的著作《清代的一妻多夫制與賣妻:生存策略與司法介入》[EB/OL].豆瓣,201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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