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联合,终止性别暴力

百万韩国女性子宫被绑架:我的身体,不由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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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韩国女性子宫被绑架:我的身体,不由我做主?

3 七月 2019 - 00:07

韩国最近陷入到了“国家消失”的危机中。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9月人口动向》,韩国该月降生的新生儿数量为2.61万人,同比减少13.3%,这已经是韩国新生儿数量连续第34个月下降。

同时,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95,为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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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韩国女性子宫被绑架:我的身体,不由我做主?

2017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图/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和我们文化近似、经济发展程度相类的韩国身在谷底,我国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

 

不升反降的出生率

在莫言《蛙》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没人会相信短短几十年后,“老龄化社会到来”、“人口红利耗尽”、“人口悬崖出现”等词汇会成为媒体头条的高频词,更不会想到在触及到总和生育率1.5的警戒线后,国家政策会转向到全面放开二胎、鼓励生育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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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地区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的个数。一般来说,为维持世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而1.5则是人口结构危机的警戒线图/全球各国生育率图谱

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各方都觉得我国会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化解人口结构风险。

2016年如预期一般有所增长,但到了2017年出生人口却减少了63万人,为1723万人,更比之前国家卫计委及某些专家预测的数字少了整整300万,出生率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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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产业信息

这足以说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还是“不生”是个大问题。

越来越多的育龄女性,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女性推迟了自己的婚育年龄,甚至还有人干脆选择不婚不育。

随之而来的是“女权主义搞得女人不生孩子”等说法的甚嚣尘上,说这句话的人认为,中国女人是受教育太多、地位太高了才不生孩子的,不能惯着她们,让她们想太多。

这种逻辑隐隐有了《使女的故事》的倾向:把子宫当资源,女人除了生育价值外其他的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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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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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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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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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这样的谬论,立论基础就是提高女性地位会损害男性利益,我就呵呵了 图/简书

各种“女德班”让女人“三从四德”、对丈夫如敬天地;“娃娃教”们也教导女人降低PU来提高自己的“婚恋价值”,甚至还毫无廉耻地赚了个盘满钵满,在9012年全然不顾地开着历史倒车。

在欧洲诸国生育率接连跳水的背景下,北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率一路上扬,不得不说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在平权领域的一马当先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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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快易理财网

北欧生育率的“翻盘”首先得益于对非婚同居生育行为的接纳,比如瑞典在80年代就颁布了《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以及非婚生子的法律地位,让生育同婚姻解绑。

我在北欧读书时,班上不少同学都是拖家带口的,共同养育了好几个孩子,相互间的称呼依旧是“男/女朋友”,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女性自身地位有保障,因此对婚姻依赖度低,甚至很多不愿意进入亲密关系的女人也可以毫无压力地成为母亲,完全按照自主意愿来生活,相当令人羡慕了。

此外,长期的平权意识和政策引导使得北欧各国男性育儿参与度极高,男人休育儿假已经成为俗常,相反不休育儿假的男人还显得有些“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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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界面

这里必须高亮当年我在瑞典隆德大学学人权法时的见闻:

迎新会上法学院院长一边给我们致辞,一边喜滋滋地宣布他马上要去休产假了,时间还特别长,因为他的妻子在欧洲议会工作,公务比他还繁忙。

这一对十年前的我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北欧人民来说却是司空见惯。

女性地位提高,她们可以通过工作而非生孩子来体现自我价值,并且同样因为社会平权意识到位,亲密关系中的“直男癌”相对来说不太严重,大部分男性尊重女性,女性也懂得保护自身权利。

育儿生活中也不是只有女性一方在被压榨“剩余价值”,再加上高福利国家的育儿补贴,使得女人们生活上、事业上、经济上都比较有保障,显著降低了“生孩子”这件事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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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性别平等排名中,冰岛排第一,挪威第二,瑞典第三,芬兰第四,丹麦第十三名 图/World Economic Forum

当然,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众多,关系及其复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近几年的经济疲软都降低了北欧人民的整体安全感,生育率上也出现了小幅震荡。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了?

北欧国家的例子足以说明,女性生育率低绝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问题,因此需要系统化思维来思考,了解现代女性的生育意愿为什么走低。

韩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参考,有不少分析都聚焦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认为它是多种社会条件作用的结果。

1、工作压力大和极高的房价,让年轻人难以放下重负拥抱家庭生活,而普遍倾向于先立业再成家。

2、由于经历过计划生育,韩国人民也习惯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导致养育孩子开支巨大,负担沉重。同时托幼设施不足,社会对家庭育儿支持不够,都严重影响了“造人”积极性。

3、职场上性别歧视严重,女性担心休产假和照顾孩子会让自己失去晋升机会,甚至会失去工作,因而推迟生育。研究显示,韩国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推迟到了 31.6 岁,为全球最高,可见在充斥着歧视的职场,生育对女性事业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4、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及亲密关系暴力,使得女性不愿结婚生子,甚至不愿发展亲密关系。家庭暴力的存在、家庭劳动缺乏男性分担等都让女性不堪重负,韩国当前结婚率(结婚人数与人口比)为 5.5 人/千人,同样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回到中国现实中来,以上四个因素同样困扰着我们,让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

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不止,而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的超高房价又压得大部分年轻人透不过气来:

一人存身且难,要成家谈何容易?

更何况还要考虑彩礼、嫁妆的要求。

一旦要生孩子,一家老小挤在狭窄的住房空间里,哪里还敢奢求二胎?

 

养不起的孩子

在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城市居民家庭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4+2+1”的直系家庭模式成为典型,导致儿童核心地位凸显,也就更倾向于在儿童身上花费更多金钱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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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0-6岁城市对于教育的投入情况

特别是“阶层坠落”压力让人生的起跑线提前划出,甚至有金句“赢在子宫里”、“赢在受精前”流传。

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越习惯于在孩子身上高投入,随之也带来了极大的消耗。

这年头把娃叫做“行走的人形碎钞机”绝不是句玩话,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孩子才5岁,直接或间接花在她身上的银子不下20万,身边朋友的育儿花销更是只高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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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妈妈帮

实话说,以前养孩子是给家里增加劳动力,自然多多益善,现代社会养孩子却是吸干了一家的财力和精力,只能量入而出。

生活压力大、育儿成本高无疑是制约出生率上升的显性因素,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是影响出生率的重要问题。

女性社会地位与她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关系。

在女性地位极低的男权社会中,生育能力是女人的价值体现和生活保障,她们不得不靠多生多育来稳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因此生育意愿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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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娘道》里那个一定要生儿子的瑛娘吗?

常看宫斗剧就能发现,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绝对是“宫里的女人们”手上握着的重要武器。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她们开始接受更多的教育,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不像过去那样被限定在“母凭子贵”的圈套中,并且由于工作与生活产生冲突等原因,生育意愿下降,这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模式。

然而当平权理念更加普遍地融入社会肌理之中时,女性在各个方面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于是在生育问题上自主权变大,生育意愿反而会提高,就像之前提到的“北欧模式”。

 

靠不住的丈夫

我国的情况(特别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与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类似,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平权理念还远远达不到深入人心的地步,男权社会影响深远,家庭内部分工仍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惯性走,男性育儿参与度低。

因此很多女性除了要在单位上班外,下班回家还得兼顾“第二班”,照顾子女、操持家务,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剥夺。

君不见,“丧偶式育儿”频繁刷屏,当大家尚在追问“中国的爸爸都去了哪儿”时,“诈尸式育儿”的说法又横空出世引发感叹:

平常啥都不管,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跑出来瞎指挥添乱,还不如干脆“丧偶”咧!

如果不幸再碰上一个对自己施加亲密关系暴力的伴侣,那日子真是无法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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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多人因为家庭生活的种种不堪而走上绝路,比如去年引起震动的女星沈丽君自杀事件,以及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等等。

面对这样的无奈现实,难怪不少年轻姑娘喊出“不婚不育保平安”,远离亲密关系,远离生儿育女。

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结婚人数为 301.7 万对,比2017年同期下降 5.7%,若和 2013 年的巅峰时期相比,更是减少了 29.5%,但离婚人数却没有变少。

出“围城”的人多,选择进去的人却少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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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不掉的职场歧视

家庭生活的重负还不够,职场性别歧视也如影随形。

招聘启事里暗搓搓地表示“优先男生”,甚至赤裸裸地写着“只招男生”;女性好容易杀入职场又会发现自己薪资待遇、晋升途径上跟男性相比差了一截,更别提遭遇职场性骚扰的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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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虫

不想怀孕、不敢怀孕也就罢了,真要生孩子还得排队等单位“怀孕审批”。

10月19日,一名银行系统女职工拨通了石家庄市职工服务中心的12351热线,哭诉自己的遭遇:

按照单位规定,女职工如果生育,无论头胎、二胎都要向单位申请。

而这家银行每年的“怀孕审批”时间仅在1月,且“过期不候”。

意外怀孕的女职工当然无法退回年初提交申请,于是不得不面临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艰难抉择。

这等奇葩事情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女性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忍再忍。

即便孩子生下来,也不敢放心大胆休产假,生怕再回来时自己的饭碗早已被他人替代,而育儿过程中社会支持不足(比如托儿设施严重滞后)也使得女性夹在家庭和工作责任中,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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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家那闺女》

职业女性所面对的严重工作-家庭冲突,会影响她们的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待遇,从而阻碍她们积极地选择婚姻和家庭。

破解之道得从源头上找问题,在公私领域倡导男性女性权利平等,承认家庭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让女性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真正实现妇女地位提升,才能让她们放心大胆地按照自身的逻辑去追求生活。

在出生率低迷的现实下,女性地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生活自由度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之前朴槿惠政府鼓励生育时还在依循老思路,靠标出生育率高的“模范地区”激励其他地区效仿,招致公众反感,让人们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人来尊重。

于是文在寅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式,增加对单亲家庭的支持、改善儿童照护条件、向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落实带薪“父亲假”(陪产假),试图通过提高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度来增进生育意愿。

但需要做的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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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知乎

不从根本上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促进公私领域的平权行动,调整社会结构体系,指望出生率翻盘只是一种虚妄。

痴想逆流而动,把女人打为“生育机器”的想法不仅是危险,而且是愚蠢的。

生育率低的锅,女人不背!

 

 

黄婷婷

瑞典隆德大学人权法硕士,公号狗,关心“育儿中的人权”

P.S.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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